星兒走了一年多，我們繼續生活著。因不是至親的人，所以造不成什麼改變。但是，有時候，忽然之間，一陣難過襲來，也不是肝膽俱裂，而是，惘然。天地之大，之空，之茫然，全不是人力可以企及。一個人，正興興頭地向前走，多少的不順遂，真可謂一寸相思一寸灰，可總有希望在引著，塵埃尚未落定，突然間，一切皆休乎。多年前，我生病，感覺自己快要死了，星兒一邊使勁搓著我的手，一邊惱火地罵：人哪裡那麼容易死的！現在，孱弱如我們，都還活著，星兒卻走了！如此熱烈的一個生命——每一次，醫生與我們說到生存率，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十、百分之五——我都相信，即便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萬分之一、萬萬分之一，那個「一」，也一定是星兒。在星兒最後的日子裡，從她的病房出來，淮海路華燈初上，人車熙攘，我常是先到路口的「大食代」落腳，然後再回家。餐廳里人不多，餐桌也分得很開，每一張桌上亮一束射燈，桌與桌之間則暗著，一個人坐在燈下，看出去，周圍是無限的空洞。
我相信緣分的說法，我和星兒就是有緣分的。第一次見面，是她突然來到我家，走上樓梯，在走廊上叫我名字。我跑出去，她自報家門說：我是陸星兒。我就牽住她的手，將她拉進房間，不顧坐在一邊的母親，兀自唧唧噥噥說起話來。在我，從來算不上是個親和的人，後來聽別人談與星兒的初次會面，也不儘是如我這樣，一見如故。似乎唯有我與她，才是見面熟。以後我知道，星兒從小生活的弄堂與我們家所在的愚谷村緊鄰。因我們是後搬來的，對那條弄堂不熟，有時從其間穿行，只覺得十分龐雜，伸出無數條支弄，被一些低矮的水泥或板壁房屋挾持著。這一條棚戶式的雜弄，卻有著一個嫻麗的名字：「梅家橋」。我曾在我的小說《富萍》中用了這個弄名。望著這些鴿籠似的門窗，常常覺得不可思議，哪一個格子盛得下星兒啊！不只是她的健碩，也不只是她的明亮，還是她，沒有一點屈抑之色。她是梅家橋里的鳳凰。
第一次見面，就唧唧噥噥說個不停，說的是什麼？是寫作。從初次的「以文會友」出發，隨著交往漸深、漸久，我們的話題也輻射開去，覆蓋彼此之後二十多年的生活，然而，寫作，卻始終貫穿其中，是一個基本的線索。當我們說到現實的時候，是在寫作的立場觀照；說到寫作，則反過來，要到現實中找依據。我們的生活其實分成兩半，一半真實，一半虛擬，處理這兩半的關係，自知或不自知，幾乎已是日常人生。我覺得，星兒的這兩半，是處在極不平衡的狀態，她活力特別充盈，生氣勃勃，感性的觸角自由自在地蔓生蔓長，甚至是蠻橫地佔領空間。我們在許多事情上會發生嚴重的分歧，可我依然十分驚訝她的感受是如此不同。當我說起，「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我是鬱悶地度過，她卻說這是令人興奮的日子，尤其是北大荒。我從來沒去過黑龍江，想像中，那是一片色彩強烈的土地，遼闊，肥沃，漫山遍野映山紅，星兒呢，駕著康拜因直向前去，身後是浪濤般一波一波伏下的麥子。還有，樺樹林，身穿棉軍服，頭戴栽絨棉帽的星兒，穿行其間，忽然一個轉身，對了她心愛的同志，抬手按在帽檐：給你敬個禮！多麼莊嚴啊。那土地有著大開大闔的感情，特別適合陸星兒。然而，一旦拿起筆，在紙上描寫上山下鄉，還是依著批判的潮流，持檢討態度。不知是她的文學觀念出問題了，還是文學觀念本身出問題，相比較她的感情，觀念總是變得狹小和輕薄，承載不起來的樣子。而她的真實感受，亦會從那觀念底下支棱出來。這支棱出來，毛毛糙糙的邊緣，就是她作品中的最優。
我有時候止不住地想，這世界如果沒有知識，沒有文明，沒有文字，星兒會不會生活得更好？就讓她在北大荒好了，冬天白雪皚皚，夏天大紅大紫；星兒生一大群兒女，個個肥碩，擠在馬槽一般的木頭餐桌邊爭食，她一個挨一個地分吃的，再一個挨一個劈頭給一掌；身旁是疼她也被她疼的男人，足夠強壯，頂得住她剽悍的愛。可是，星兒也愛寫作呢！你可以解釋為這是一種被限制住的生育力的轉移；也可以視作一個受過教化的現代人對文字的迷信；但這更可能是對一人只有一生而感到不足，於是，企圖再創造一生，甚至幾生。我們都是對人生有大胃口的人，對幸福感的期望程度極高，現實對我們真是不夠用的。我們在實際中將它消耗，再在虛構中消耗它。
評論家程德培曾經這樣評價我和星兒，他說我是現實地生活，審美地寫作；星兒恰好反過來，審美地生活，現實主義寫作。我和星兒都承認他的說法。能夠在現實和虛構兩個世界劃清界限，然後進出自如，應是一種理性，但其實也是一種懦怯，不敢以身相試，只能在生活里生活，藝術里藝術。而星兒，卻是將兩個世界打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生活里追求幻象，寫作里試圖解決現實問題。從某種方面說，星兒是藝術者，而我是匠人。
話說回去，我們總是談寫作。有一次，星兒正開始長篇《精神科醫生》，與我討論。我不斷向她質疑，為什麼事情是這樣，不是那樣。等她回答了我，她的答案且又成為我下一個問題，格式依然是為什麼是這，而不是那。她的材料和組織在我邏輯推理的追迫下，露出一個一個破綻，幾乎散了架。她兒子那時還小，在一旁看我們爭得激烈，驚恐地過來，企圖阻止，被我們一同喝住，讓他不要吵，繼續問與答。我問這個「精神科醫生」干點別的不好，為什麼非要干這個，而他顯然不擅此行，是以解決社會矛盾的方式對付精神疾患。她回答，他是被命運無奈安排在這個職業，於是只能在此施展他拯救世人的宏圖大志。我說這簡直是英雄末路。星兒眼睛一亮，說，對，就是這個意思，英雄末路！後來，《精神科醫生》寫出來了，星兒在一些創作談中就用「英雄末路」四個字來解釋她的小說，事實上，這個說法無補於全局。本是指望以病例指出社會癥結，可具體的病症反而限制了所指；「精神科醫生」呢，則在科學和社會學之間徘徊，開不出恰當的藥方。那「英雄末路」的說法其實是空懸著，內中並無切實的支持。我是幫了倒忙，我的質疑是將她往道理的路上逼，逼急了，就逼出一個乾枯的概念。而許多事實，都是脫離了道理的邏輯鏈，兀自活躍著，繁茂靈動，就看你怎麼收攬，重新布局，形成紙上的存在。星兒本來就迷陣重重的局面，讓我攪得更亂。到後來，星兒都有些怕我，怕我去質疑她。我也逐漸失望，覺得彼此談不攏了。可就像是一種慣性，我們止不住地還是要談。似乎雙方都感覺到這種討論的勉強，所以我們有意無意地在外部製造儀式感。那一天，我們在希爾頓酒店的咖啡座，各人要了茶和飲料，然後，星兒開始講述她的新構思，關於上海的新移民。這樣子實在很造作，不是我與星兒之間的方式，一上來就已經氣餒了。我們勉力談了很久，你來我去的，所有的話都是擦肩過去，揳不起來，自然也不會發生爭執。隔閡其實已經產生。有時候，眼看要涉及寫作了，星兒卻說：我的寫作不算寫作！就好像預先繳械投降。還有時候，我說起自己在做什麼，星兒聽罷則說：你那才叫寫作。表情是頹然的。星兒避免與我交鋒，絕不是放棄寫作的思考，她只是不願意我影響她，我使她感覺壓力。我的長篇《桃之夭夭》出來後，她與王周生談過她的不以為意，卻不和我談。她動筆寫她的新長篇，也是她最後一部長篇《痛》，她沒有與我討論，而是和王周生談——那天我們一起吃飯，飯後，一起到路邊打車，我先上了車，她們就站在行道樹下。那是冬天，行道樹掉禿了葉子，枝條疏闊地劃在天空，太陽很好，風則是料峭的。她們就這樣談她的小說，談了很久。以前，星兒都是和我談的。
星兒最後的日子裡，我與她的第二個隔閡，是關於她的化療。星兒的診斷方案一下來，她的母親第一個打電話囑託的人，是我。老人家並不多話，但我知道分量，當即保證：我一定管，管到底。話說出口了，做起來卻不那麼簡單。醫生決定化療，可星兒做完第二次化療，去了俄羅斯訪問，回來之後便堅決不做了。顯然這兩次化療是為了順利成行俄羅斯。像她這樣的老三屆，對那地方總有著特殊的嚮往，她鍾情北大荒，是不是也是俄羅斯情結的蔓延？為了去俄羅斯，她暫時服從科學的普遍規律，現在夙願已了，她就要按她自己的方法來辦了，就像決心冒險。她中止化療的時候，我正在新加坡授課，王小鷹與我通電話，說形勢緊急，星兒根本否認她需要化療的事實，人們又不忍把話說透，就等我回來勸她。我如何勸她？就是與她吵。她說她不是那種病，我說你就是；她說只是組織增生，我說增生不過是換一個說法；她還說不是，我就說你必須置之死地而後生。她的聲音軟弱下來，可就是不依。這情形即便在急昏頭的當時，我也感到了荒唐。我這人就是這樣，無能。母親生前膽囊手術，醫生要我簽字，我簽不下去，最終去問母親要不要簽。我擔不起責任，就推給別人，這別人又不是旁人，正是需要我負責的那個當事人。這樣和星兒吵，倒有些像回到過去，無所顧忌的我與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