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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歷史的天空》

一九九九年一個晴朗的秋日,我騎著一輛破舊的自行車,馱著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退稿,在白石橋至平安里之間的大街小巷裡沮喪穿行。這已經是第二次遭到退稿了。我的創作史也可以說就是一部退稿史,從童年到中年,從短篇小說到中篇小說,退稿似乎就是我寫作的影子,我走多快它跟多快。按說,像我這樣一個老油條,對退稿應該有充分的思想準備,但是這一次卻不行,我覺得打擊特別大,原因至少有三個:一是我認為這是我最有想法的作品。我一九九一年從解放軍藝術學院畢業之後,到解放軍出版社當編輯,幾乎天天跟戰史、軍史乃至兵法、戰術打交道,還編輯過和幫助若干戰將整理過回憶錄,自認為在戰爭文化這個爐膛里已經煉得真經,對於戰爭、戰爭人物、戰爭情感的深入理解,比起別的作家有得天獨厚的優勢,這部作品幾乎是我能夠達到的最高境界,然而卻被迎頭潑了一瓢涼水,豈不灰心?第二,這部作品也是我的第一部長篇,從構思到初稿完成,酷暑寒冬,幾度春秋,夜不能寐,食不甘味,充滿了希望,充滿了期待,期望值越高,失望度就越大。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這部作品凝聚了我對小說的諸多理解,從醞釀、設計、寫作,再到反覆修改,可以說使盡了渾身解數,較之同時期創作的另一部作品《仰角》,下的功夫應在後者三倍以上,可結果卻是連出版水平都達不到,我不能不對自己的文學功底產生懷疑,同時也對小說判斷標準產生了困惑。

抱著這堆退稿,我回到家,一氣之下把它扔到書櫃的角落裡,很長時間都不願意碰它,我已經沒有勇氣、當然更沒有信心再把它投出去。那段時間我很不自信,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自信是建立在成功的基礎之上的。我也不打算修改了,我把我的精力轉移在《仰角》上,我想,也許是那種歷史戰爭的東西我還陌生,駕馭不了,而《仰角》屬於當代軍事題材,我的生活積累和感受相對要豐富一些,寫起來也要輕鬆自如一些。至於《歷史的天空》,暫且束之高閣,以後再說吧。

轉機出現在秋末的一個上午。

那天,我作為解放軍出版社的編輯,到總參游泳館招待所去看望來京出差的成都軍區作家裘山山,本意是向她約稿,碰巧遇到了《當代》雜誌的副主編洪清波,三言兩語玩笑聲中就算認識了。我當時沒有提稿子的事情,我確實拿不準這部屢遭退稿的作品能不能拿到人民文學出版社這樣的文學大廠去製作。但是似乎又有些不甘心,過了兩天,我先把稿子送到裘山山那裡,裘山山看了之後,很有把握地對我說,我看很好,我把它推薦給洪清波,以後你就直接跟他聯繫。

希望之光終於冉冉升起。

我在焦灼的等待中大約又過了半個月,一直沒有消息。這中間,我給裘山山打電話大訴其苦,裘山山安慰我說,洪清波這個人看稿子很挑剔,處理稿子很慎重,他沒有回話,也許不是壞事。

後來我還是忍不住撥通了洪清波的電話,我誠惶誠恐不知道該怎麼寒暄,洪清波卻是開門見山,第一句話是,稿子我看了。說完這句話,他不說了,等待我的反應。我迫不及待地問,怎麼樣?洪清波好像笑了一下,慢吞吞地說,不怎麼樣。

你能想像出來我當時的心情嗎?這一次就不僅僅是失望了,這一次是絕望,當時如果稿子在我手裡,我可能會放把火把它燒了。我故作鎮定強打精神,苦笑說,那就算了。

洪清波說,不過,我有些拿不準,又把它交給圖書編輯腳印看了。你再等幾天,看看他們是什麼態度。

我說好。我心想,既然洪清波這樣的資深編輯沒有看好,那就說明稿子真的欠水準,別人會不會高看一眼,可能性很小。

大約過了一個星期,腳印給我打來電話說,稿子我看了,高賢均副總編也看了,認為很好。高副總編要親自跟你談談。

那天我騎著自行車,腳下生風,顛簸在朝內大街,深秋的寒風透過敞開的夾克在我胸前鼓盪,我的心卻熱乎乎的。在高賢均的辦公室,我和腳印、洪清波三個人當聽眾,高賢均激情澎湃,神采飛揚,一會兒站起來,一會兒坐下去,雙手揮舞著講了一個多小時。洪清波最擔心的作品中諸如國共關係、正面人物的負面性格、我軍內部鬥爭等等敏感問題,到了高賢均那裡,幾乎都提出了巧妙的處理辦法。高賢均說,目前是稍微敏感了一點,要在似與不是之間做足功夫,只要把握尺度,恰到好處,這部作品就是一部創新的軍事文學力作。梁大牙這個人物為當代軍事文學增加了一個全新的形象。高賢均對這部作品的前景做了兩條預測:參加茅盾文學獎有很強的競爭力,獲得五個一工程獎問題不大。高賢均說完,洪清波和腳印又就具體細節的修改提了一些建設性的意見,我當時覺得都不是太難解決的問題。

我是哼著小調離開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北京的天是明朗朗的天,絕處逢生好喜歡。回到單位,我並沒有馬上動手修改,我在琢磨高賢均的話,我漸漸明白了我這部稿子為什麼會接二連三地遭到退稿。我也在重新掂量這部作品的價值。洪清波最初說出了「不怎麼樣」,但是他又沒有退稿,而是讓腳印再看,這說明他拿不準。一部作品,能讓一個閱稿無數的老編輯左右為難,這本身就說明這不是一般的稿子。而且在這期間又有好消息,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確定出版《仰角》,他們提了幾條修改意見,責任編輯劉靜在電話里說,你可以改,也可以不改。我斬釘截鐵地回答,不改。這時候我的心思都在《歷史的天空》上,哪裡管什麼《仰角》啊!

初稿本來是手寫的,改改抄抄太費事,吃了不少苦頭。後來,我用了一個晚上,向我的同事、當時的解放軍出版社辦公室主任薛舜堯學會了電腦開機、關機和簡單的輸入、編輯,以後就一發不可收拾。我辦公室里的那台286老電腦幾乎夜以繼日地運轉。很快,我就把修改稿送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這次不用高賢均看了,腳印和洪清波看。就是這次,我獲得了洪清波的高度信任,以後,他屢次評價我是最會領會編輯意圖、最會落實修改意見的人,一句話說到底,我的修改,讓他的擔憂煙消雲散。

一九九九年歲末,在貴州黃果樹召開的全軍長篇小說創作筆會上,我同時校對《仰角》和《歷史的天空》兩部清樣,那種感覺真是很幸福,我總算可以出版長篇了,而且出手就是兩部。

然而,沒有想到的是,《歷史的天空》出版不久,高賢均就患肺癌住院了。初次見面時的高賢均紅光滿面,是那樣的朝氣蓬勃,那樣的思維敏捷,誰想到他會得這種病呢?那段時間,我經常去看他,他一天天消瘦,卻仍然談笑風生。因為化療和放療的折磨,連吃飯吞咽都困難了,他還關心《歷史的天空》在讀者中的反映。我們都忌諱提他的病,他自己卻不,他掰著指頭算他生命的倒計時,盤算著還要做哪些事情,如數家珍。我試探著提出請他到街上吃頓飯,他欣然同意。那是一個中午,我記得參加那次聚會的有高夫人蔣京寧和洪清波、腳印、何啟治等人,在席間,他頻頻舉起飲料瓶跟我們碰杯,笑聲朗朗,聽不出一絲憂傷。

據腳印說,在評選第三屆人民文學獎的時候,高賢均抱病登台,就《歷史的天空》,講了九十分鐘,足可見他對這部作品的厚愛。作為一個業餘作者,我感謝高賢均慧眼識珠;作為一個曾經的編輯,我欽佩高賢均的敬業精神。

二〇〇二年,我在膠東半島基層部隊代職,八月的一天,突然接到腳印電話,她哽咽著通知我,高賢均去世了。我聽了半天不語。當天晚上,我在渤海灣一塊礁石上坐了很長時間,眺望漆黑的夜空和磷火點點的蒼茫大海,我的淚水無聲無息地流淌。他臨終之前,我不在他的身邊,因此在我的心目中,他一直都是情緒飽滿思維敏捷的樣子,他在被確診罹患惡疾之後,即使明知大限將至,也從無悲涼,仍然豁達。我記得我在離京之前最後一次到北京腫瘤醫院看他,他從外面散步回來,頭上戴著紅色的毛線帽,上身穿著黑紅相間的羽絨服,下身一條牛仔褲,步履輕捷,好像還伴著什麼節奏,一跳一跳的。那時候,他的病已是晚期的晚期了。如果說這個世界上真有能夠坦然面對死亡的人,我見過的,目前只有高賢均。

高賢均對《歷史的天空》前景的預測,無一沒有實現,這部作品先後獲得第十屆中國人民解放軍文藝獎、第八屆五個一工程獎、第六屆茅盾文學獎等多種獎項。

二〇〇五年七月,我從茅盾故居烏鎮領獎回來,約同腳印和洪清波驅車到京郊鳳凰嶺看望安葬在這裡的我的良師益友高賢均,在彎腰鞠躬的一剎那,我的淚水又止不住地往下流。賢均老師,你的預測證實了,你在生命最後階段的努力沒有白費,可是你卻不能同我們一起分享這成功的喜悅了。

下山的路上,腳印說,別哭了,往後,寫出好作品,再交給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這就是對高賢均最好的回報。

我抬頭看天,說了一聲,好。

二〇〇九年年初,我把《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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