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春天，高考之前，同學的女兒明明到家裡給我兒子輔導功課，晚上一家三口和明明在單位對面的天賜莊園吃飯，快要結束的時候，鄰桌上了一份韭菜盒子，金黃噴香，色味都很誘人。兒子說，爸爸，我們也要一份吧。
我把服務員招呼過來，問她一份多少錢，回答十六元。我又問每份多少，回答是八個。我再問本桌的三個人，每人能吃幾個。三人均表示，最多吃一個。
我問服務員，能不能按個數買，或者買半份。
服務員回答，不能，只能按份賣。我們這裡的規矩就是這樣。
我說，跟你們老闆說，你們這個規矩可以改一改，要為客人著想。以個為單位，既讓客人節省，也可以避免浪費，還有可能把生意做活，何樂而不為？
服務員說，你的意見我可以反映，但是我只能按份賣給你。
家人見我因為這點小事同服務員較勁，覺得有點小題大做，尤其是當著客人的面，顯得很沒有面子。妻子和稀泥說，要一份吧，吃不完打包回去。
我說不行，這東西是油煎的，涼了疲軟了就不好吃了。
服務員忙得很，沒工夫跟我啰唆，說，你們先商量吧，商量好了再叫我。說完轉身走了，臨走時嘟囔一句，這人怎麼這麼摳啊！
就在我左右為難、拿不定主意的時候，鄰桌準備結賬走人了。我掉頭望去，鄰桌也是四個人，一份韭菜盒子正好剩了四個。我二話沒說，起身離座，在家人驚異的目光中，走了過去，打了個招呼：你們好，用餐結束了？
鄰桌一個少婦對我這個唐突的問候感到意外，看著我說，怎麼，有事嗎？
我說，你們既然用完了，那麼，這個……我指了指鄰桌上剩下的四個韭菜盒子。
少婦起先困惑地看著我，突然之間，好像明白過來了，臉色一下子紅了起來——她是為我臉紅，她不知道該怎麼回答我，避開了我的目光。
我仍然期待，我說，你們要是不打包，那這四個韭菜盒子，我想端到我的桌子上。我也可以付你八元錢。
少婦像是受了驚嚇，連連擺手，慌亂地彎腰收拾她的坤包。她身邊的幾個人都用很複雜的眼神看著我。我知道，周圍所有的人也都用這樣的眼光看我。
少婦拎起包，連聲說，端走吧端走吧。然後她逃也似的走了，好像丟人的是她，而不是我。
我端著韭菜盒子回到了本桌，本桌一片沉默。
明明是個碩士，受過良好的教育，她第一個用筷子夾起韭菜盒子，咬了一口說，很香啊！
我的兒子是明明的粉絲，見明明姐姐坦然下箸，也跟著夾起一個，津津有味地吃起來。
那頓飯，我們全家和明明都不會忘記。飯後還展開了討論，明明說，叔叔做得對，韭菜盒子，就應該以個為單位賣，按需出售，是以人為本的體現。
我說，你們算算，今晚我們每人節省了多少錢？
兒子自作聰明說，每人節約兩元錢。
明明說，應該是每人節約四元錢。因為如果再要一份，就會再浪費半份，加上鄰桌丟棄的半份，實際上就浪費了一份，共浪費十六元。
我說，很好！我把我剛才的行為理解為愛國。如果我們每個中國人每頓晚餐節約四塊錢，以十三億人口計算，每晚可節約五十二億，每年可節約兩億個億，可能夠買一個航空母艦的了。更不用說在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培養健康生活習慣等等方面的益處了。難道我少花了十六元錢，我就沒有面子了？如果我們每年能夠用省下的錢買一艘航空母艦，我覺得那才算掙足了面子。
年輕人都贊同我的觀點。以後黃明明回故鄉探親，還經常宣揚這個事。老家是個小集鎮，很多人誤認為我當大官發大財了，不相信這是真的，明白是真的之後，我的一個同學居然搖頭嘆氣說，徐貴祥怎麼變成這樣了，真是越有錢越摳門啊！以後到北京，他還管飯嗎？
前幾天，一個朋友請我吃飯，我跟他講了四個原則：小範圍，老朋友，家常菜，低消費。這哥們不聽，以為我是客套，硬是把場面搞得很大，消費標準很高，搞得我很不自在，飯桌上忍不住把韭菜盒子的故事講給朋友聽，朋友倒是相信了，但認為我是故意作秀。
可以說，我花過很多錢，也有過一擲千金的時候，但是，唯獨在吃喝方面，多花一點錢都心疼。比如，我組織飯局，餐桌上如果誰多要了兩瓶飲料，而又棄之不用，我的臉色會很難看，甚至會當場作秀，打包帶走。這個作秀是真的。
有一次，老家市裡一個很重要的領導來了，朋友暗示我，接待檔次高一點，我嘴上答應了，但還是把那位領導邀到我定點的餐廳。我不喜歡那種徒有虛名的排場，從深層次講，不僅有節約的考慮，可能還有捍衛自尊的考慮。結果是，那位領導反而鬆了一口氣，認為我沒有把他當外人，也知道我請他並非求他辦事，放下心來，推杯換盞。最後，五百元左右的標準，兩瓶大眾酒，我和領導一行七人其樂融融。直到現在，他已經是相當級別的幹部了，來到北京，我們還會找個小地方，三四個人，四五個菜，七八兩酒，愜意放鬆。
九十年代，我寫過一個中篇小說《有錢的感覺》，後來被謝鐵驪改編拍攝成同名電影，裡面就有請客吃飯的情節：作為工薪階層的韓子歆，因為受到表彰，得到一萬六千元獎金，喜出望外，要宴請家鄉父母官，但是又不想多花錢，最後決定從獎金里拿出十分之一，硬著頭皮到高檔酒店請客，點菜的時候，韓子歆出了一頭冷汗。幸虧人家善解人意，堅持吃家常菜喝二鍋頭，一頓熱氣騰騰的酒宴只花了六百三十元錢，後來韓子歆同家鄉父母官成為真心朋友。
這個韓子歆，就是我，儘管當時我是一個很有實權的小官，有規定範圍內的專項接待費用，並且有若干合作單位巴不得跟在屁股後面為我買單，但是，我還是改不掉摳門的毛病。吃一頓飯花很多錢，我的頭上會冒冷汗的，哪怕是公家買單。
近年常回皖西老家，朋友熱情請我小聚，每次見到堆桌滿盤，大盆魚肉，往往吃不到三分之一，一盆一盆地倒掉，心中十分不忍，也十分難過。我作為主客，每次堅持打包，常常受到勸阻，認為「跌份」——家鄉土話，還是丟面子的意思。
我兒子從前給我起了一個綽號叫「徐朗台」，他認為我同巴爾扎克筆下的葛朗台，在吝嗇程度上有一拼。我對這個綽號欣然接受，不以為恥，反以為榮。耳濡目染多年下來，我的兒子也變得很摳門，跟同學出去小聚，或者旅遊，實行AA制，賬目算得一清二楚。我跟他說，同家庭條件差一點的同學在一起，放大度一點，何必錙銖必較？
兒子說，那不行，親兄弟明算賬。他有困難大家可以幫助。但是，只要是AA制，就必須把賬算到明處。
想想也是，人與人交往，還是認真點好。該摳門的時候摳門，是一種美德。摳門不是自私，不是損人利己，摳門主觀上保護自己的利益，客觀上也保護了別人。
竊以為，無論是作為一個人還是作為人類，摳門一點，不是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