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應該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或者還要早一點，兩位國外學者談起中國的事了。
日本創價學會的會長池田大作，在一次聚會上，與英國的歷史學家湯因比，興緻勃勃地談起了華夏文明。這位日本作家、政治和宗教活動家，忽發奇想，問這位專門研究東西方文明發展、交流、碰撞、互動的英國學者：「閣下如此傾情古老的神州大地，假如給你一次機會，你願意生活在中國這五千年漫長歷史中的哪個朝代？」
湯因比略略思索了一下，回答說：「要是出現這種可能性的話，我會選擇唐代。」
「那麼——」池田大作試探地問：「你首選的居住之地，必定是長安了。」
中世紀的長安，作為唐朝的首都，幅圍廣闊，人口稠密，商業發達，文化鼎盛，是公元九世紀前全球頂尖級的都市，堪與古羅馬帝國的大羅馬地區媲美。現在的省會西安，不過是在原來皇城及部分宮殿基礎上，建起來的小而又小之的新城，與當年龐大的長安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在今天的西安，仰望蒼穹，很難想像當年那近一百平方公里的唐朝都城天空，該是何等的氣勢。
1924年，魯迅到西安去了一趟，就是為了這個天空。他一直有個長篇小說的寫作計畫，主人公是楊貴妃，因此，他來到故事發生的背景地，無非實地考察一下，尋找一點感覺。這種做法，在當今先鋒才子眼中，自然是老派作家的迂腐行為了，會對其大搖其頭，面露鄙夷之色的。
「唐朝的天空」這個說法，是魯迅三十年代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提出來的。他說：「五六年前我為了寫關於唐朝的小說，去過長安。到那裡一看，想不到連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費盡心機用幻想描繪出的計畫完全被打亂了，至今一個字也未能寫出。原來還是憑書本來摹想的好。」
生活之樹，有時也不常綠。不看倒好，一看，結果卻是大失所望。
此長安已非彼長安了，在唐以前，這裡曾是西周、秦、西漢、前趙、前秦、後秦、西魏、北周、隋，其中還包括黃巢的大齊等十一朝定為國都的城市，時間長達千年之久。但到唐代末年，有一個比黃巢更殘忍的朱全忠，「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此遂丘墟矣」（《資治通鑒·唐紀八十》）。經過這次徹底破壞以後，如劉禹錫詩云「金陵王氣黯然收」，長安風水盡矣！嗣後，除了李自成的短命大順，沒有一個打天下坐江山者，有在這裡建都立國，作長治久安之計。所以，魯迅以為來到這個以羊肉泡饃和秦腔聞名的西安，能夠看到大唐鼎盛時期的天空，那自然要徒勞往返的了。
魯迅此次訪陝，看過秦腔，買過拓片，有沒有吃過羊肉泡饃，不得而知。但這些離唐朝太遠的事物，大概無助於他的創作，於是，那部長篇小說《楊貴妃》，遂胎死腹中，成為現代文學之憾。
不過，唐朝終究是偉大的唐朝，英國的湯因比，如果讓他再活一次，竟捨棄倫敦而就長安。從來不作長篇小說的魯迅，卻要為唐朝的楊貴妃立傳，還破天荒地跑到西安去尋找唐朝天空。我一直忖度，應該不能以今天基本貧瘠的西部狀況，來考量兩位智者對於那個偉大朝代的認知，從而覺得他們的想法，屬於「匪夷所思」之類。看來，這個朝代，這座城市，不僅在中國歷史，甚至在全人類歷史上，也有著難以磨滅的影響。
在中世紀，自河洛地區、關中地區，以及長安而西，越河西走廊，一直到西域三十六國，由絲綢之路貫穿起來的廣袤地區，由漢至唐，數百年間，中土與邊陲，域外與更遠的國族之間，沒斷了沙場廝殺，兵戎相見，金戈鐵馬，狼煙鳴鏑。即使到了隋末唐興的公元七世紀，李世民開始他的貞觀之治的時候，據錢穆《國史大綱》：「自隋大業七年至唐貞觀二年，前後十八年，群雄紛起者至百三十餘人，擁眾十五萬以上者，多達五十餘，民間殘破已極。」但是，應該看到，冷兵器時代的戰爭，無論怎樣鐵蹄千里，怎樣傾國來犯，其實，倒是某種意義上的「綠色」戰爭，相當程度上的「環保」戰爭，對於人類居住環境的危害，不是那麼嚴重。甚至不如現在一個縣城裡的小化肥、小造紙、小化工，更能糟蹋地球呢！古人打完仗，拍拍屁股，回家繼續種莊稼。所以，地照樣綠，水照樣清，空氣照樣清新，天空照樣明亮。
中古時期，由於森林的蓄積，植被的完整，水土的保持，雪山的化融，河川湖泊的蒸發和補給，都還處於正常狀態，因此，歷經戰亂的古都，由於「八水繞長安」的大氣環境，能夠保持，空氣濕潤、林木蒼翠、鳥語花香、鬱鬱蔥蔥的氛圍。所以，才有可能出現王維《送元二使安西》「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的場景。
雖然，詩的後兩句：「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似乎有點悲涼，那也只是我們讀者的感受，但當事人就未必了。實際上，元二出了陽關，到了「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使至塞上》），「暮雲空磧時驅馬，秋日平原好射鵰」（《塞上曲》）的安西之域。別看氣候乾旱，人煙稀少，沙塵肆虐，烈日炙烤，那也是另有引人嚮往的一個去處。
第一，當時的漢民族，還不那麼深受禮教的束縛，敢於嚮往自由，能夠追求率性，比後來的中國人要敢愛敢恨一些；第二，當時的少數民族，尚武少文，則更為放蕩放肆，感情強烈。來自長安的元二先生，會在那弦歌嘈雜、觥籌交錯、燈紅酒綠、舄履雜沓的帳篷中、毳屋裡，生出「獨在異鄉為異客」的感覺嗎？光那些大坂城的姑娘，就夠他眼睛忙不過來了。
由於南北朝到隋唐的數百年間，中原的漢民族與邊外的少數民族，不停地進行著勝者和敗者角色互換的戰爭遊戲，一個時期，大批被擄掠的漢人，被胡騎裹脅而西，一個時期，大批降服的胡人，進入漢人居住區域，打仗的同時，也是一個相互影響，此消彼長的融合過程。胡漢雜處的結果，便是漢民族的血液里，大量摻進胡人的剽悍精神，而胡人的靈魂中，也銘刻下漢民族的文化烙印。猶如魯迅給曹聚仁的信中所說「古人告訴我們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實唐室大有胡氣，明則無賴兒郎」，這種種族的雜交趨勢，一直沒有停止過，到了唐代，達到了頂峰。
正是這種異族血脈的流入，唐人遂有與前與後大不相同的氣象。
今天還能看到的唐人繪畫，如張萱的《虢國夫人游春圖》《搗練圖》，如周昉的《簪花仕女圖》，如永泰公主墓壁畫《宮女圖》中，那些發黑如漆，膚白如雪，胸滿欲溢，像熟透了的蘋果似的健婦；那些亭亭玉立，身材窈窕，情竇初開，熱情奔放得不可抑制的少女。如閻立本的《步輦圖》《歷代帝王圖》，懿德太子墓壁畫《儀仗圖》，長樂公主墓壁畫《儀仗圖》中，那些策馬揚鞭、引弓滿月的壯士，那些膀闊腰圓、面赤髭濃的官人。試想，若「春風雨露一相逢」，恐怕連整個大氣層，也就是整個天空，都洋溢著的難以名狀的張揚氣氛。
因此，出使安西的元二，也許在極目無垠的大漠里，駝鈴聲細，馬蹄聲碎，會感到寂寥和單調。但當綠洲憩息，與那些食牛羊肉，飲葡萄酒，騎汗血馬，跳胡旋舞，逐水草而居的胡人，葡萄架下，翩翩起舞；席地小酌，美女如雲；弦索彈撥，耳鬢廝磨；氈房夜宿，玉體橫陳，那肯定是樂不思蜀了。
唐貞觀四年（630）平東突厥，在蒙古高原設置行政機構。九年（635）敗西部的吐谷渾。十四年（640）滅高昌，打通西域門戶。公元七世紀，絲綢之路重現漢代的輝煌。以長安為始發站，出玉門，過敦煌，經焉耆、龜茲、碎葉，可以到大食（波斯）、天竺（印度）和更遠的拂菻（拜占庭）。一直到九世紀，絲綢之路曾經是一條充滿生氣的，聯結東西方的紐帶。
由於絲路重開，商貿的往來，行旅的流動，文化的互動，宗教的傳播，甚至比戰爭行為更能加劇了這種民族之間的溝通和融合。當時的長安城裡，到底生活著多少胡人，至今難在典籍中查出確切數據。從唐劉肅《大唐新語》中一則案件的記載，便可想像得知胡人在長安城裡數量之多。正如文中所說，胡人戴著漢人的帽子，漢人穿上胡人的衣衫，孰胡孰漢，怕是官府也查不清楚。
貞觀中，金城坊有人家為胡所劫者，久捕賊不獲。時楊纂為雍州長史，判勘京城坊市諸胡，盡禁推問。司法參軍尹伊異判之曰：「賊出萬端，詐偽非一，亦有胡著漢帽，漢著胡帽，亦須漢里兼求，不得胡中直覓，請追禁西市胡，余請不問。」纂初不同其判，遽命，覺吟少選，乃判曰：「纂輸一籌，余依判。」
依此推論，當時長安城內居住的胡人，要比現在北京城裡的老外多許多。因此，胡人在唐代詩人的筆墨中便經常出現，如李白詩：「落花踏盡游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岑參詩：「君不聞胡笳聲最悲，紫髯綠眼胡人吹」（《送顏真卿使赴河隴》），李賀詩：「捲髮胡兒眼睛綠，高樓夜靜吹橫竹」（《龍夜吟》），元稹詩：「女為胡婦學胡妝，伎進胡音務胡樂」（《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