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人最值錢的地方，是他的才華。
中國文人最不值錢的地方，是他的人格。
當然，也並非悉皆如此，但很大一部分文人基本如此。這也是我們翻開那部厚厚的文學史，常常為之不禁掩卷、扼腕嘆息的緣故。
在唐代，與白居易齊名，世稱「元白」的雙子星座之一，創「元和體」新詩風，為中唐詩壇扛鼎人物之一的詩人元稹，恰巧就是這樣一位令人遺憾的典型。他的詩，寫得非常之美妙；他的人，做得卻是相當之糟糕。
這種兩面性、複雜性，不光為舞文弄墨之人的通病，大概也是人類概莫能免的劣根本質。因此，卑鄙與崇高，苟且與正直，污穢與完美，邪惡與良善，同時聚合在一個人的身上，是很正常的事情。在這個世界上，百分之百的偉大光榮，百分之百的不可救藥，實際上是不會存在的。只是可能在兩種對立成分的配合比上，有此多彼少，或此少彼多的區別罷了。
元稹，字微之，河南洛陽人，在陝西鳳翔長大。生於公元779年，死於公元831年，與其好友白居易相比，是個短命文人。他是個怎麼樣的一個人呢？《舊唐書》載：「稹性鋒銳，見事風生。」《新唐書》載，「稹始言事峭直，欲以立名，中見斥廢十年，信道不堅，乃喪所守。附宦貴得宰相，居位才三月罷，晚彌沮喪，加廉節不飾雲。」這些評價，相當負面，也就是說詩人一生活得比較糟糕比較尷尬的狀態了。
他的詩歌，可分兩體，各有成就：諷喻詩極其深刻，艷情詩極其浪漫。歷經順、憲、穆、敬諸朝的他，時屬中唐，但他的創作，卻仍是盛唐景象。無論在他生之時，還是在他死之後，都得承認他是一位了不起的詩人。
也有對他相當不以為然的。唐人李肇在《唐國史補》中，談到公元七世紀初的中國文壇時，就把他列在不齒之徒排行榜的末尾。「元和以後，為文筆則學奇詭於韓愈，學苦澀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於張籍；詩章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名為元和體。」更有一位李戡，宗室子弟，對他尤為咬牙切齒。「嘗痛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詩者，纖絕不逞，非庄士雅人，多為其所破壞。流於民間，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膚，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杜牧《唐故平盧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志銘》）
這種恨不得殺了元稹才解恨的劊子手面孔，對我們來講，倒也不陌生。這些年來，每當文學新潮流出現，也是斷不了看到的雷電風霜壓頂而來的風景。正統派、主流派，所以有一種天塌地陷，惶惶然不可終日的感覺，就是他們眼中視之為「淫靡」的作品，產生了他們認為的「禮崩樂壞」，世風日下的後果。實際上，這些文學原教旨主義者，根本不了解「元和體」的出現，對於陳腐的，僵化的，教條的，唯上為意旨的文學，所起到的否定作用，所帶來的具有鮮活生命力的現實主義精神，以及所形成的「自衣冠士子，至閭閻下俚，悉傳諷之」的廣大讀者市場。這是毫無辦法的歷史選擇，也是誰都抵擋不了的潮流。
儘管我們可以鄙薄元稹的為人，但他的詩歌，卻是應運而生的時代產兒。所以他的詩歌，「傳道諷誦，流聞闕下，里巷相傳，為之紙貴」，這種廣泛的影響，也確實給他帶來了好運。
據《舊唐書》：「穆宗皇帝在東宮，有妃嬪左右嘗誦稹歌詩以為樂曲者，知稹所為，嘗稱其善，宮中呼為元才子。荊南監軍崔潭峻甚禮接稹，不以掾吏遇之，常征其詩什諷誦之。長慶初，潭峻歸朝，出稹《連昌宮辭》等百餘篇奏御，穆宗大悅，問稹安在，對曰：『今為南宮散郎。』即日轉祠部郎中、知制誥。朝廷以書命不出相府，甚鄙之，然辭誥所出，夐然與古為侔，遂盛傳於代，由是極承恩顧。嘗為《長慶宮辭》數十百篇，京師競相傳唱。居無何，召入翰林，為中書舍人、承旨學士。中人以潭峻之故，爭與稹交，而知樞密魏弘簡尤與稹相善，穆宗愈深知重。」
對元稹這個具體的人來說，就不是像他寫的詩那樣盡善盡美了，以文章曲事太監，以詩詞阿附權貴，只要能帶來好處，低聲下氣，諂媚逢迎，又有何妨？臉皮一抹，也就無所謂做人的道德底線了。而後來，又經閹寺援手，奸佞保薦，能給皇帝拍馬屁，那更使詩人感到無上榮光。為使龍顏大悅，我估計，那些日子裡，元才子恨不能一天到晚十二個時辰，不寐不歇，歌功頌德，萬壽無疆，大唱讚歌的。
中國文人之沒出息，就是見了皇帝，忍不住要磕頭的那一份賤。
何況，他有磕頭的本錢，你想磕還未必能磕得上呢！「九歲能屬文，十五兩經擢第，二十四調判入第四等，授秘書省校書郎，二十八應制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登第者十八人，稹為第一」（《舊唐書》）。他是「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仿效，競作新詞」的詩壇領袖，是「賢不肖皆賞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的風流人物。據說，中國末代皇帝溥儀還統治著紫禁城的時候，曾經召見胡適進宮，與博士面談半小時。看來，皇帝作為讀者而不是屠夫時，也具有追星族的好奇之心。
很快，這位才子以馬屁為敲門之磚，以奸佞為晉身之階，現身在帝王的視線半徑之中，一步登天；聲聞於帝王的聽覺範圍之內，直達丹墀。中國文人能混到如此春風得意、不可一世的地步，還真是屈指可數。
據說，有一次早朝過後，他只是便中對穆宗抱怨一聲，陛下，昨天傍晚，首都警察局竟派了便衣，在我居家老宅的靖安坊巡邏出沒，尾隨跟蹤，不知是何用意？當天，京兆尹主管公安的首長，二話不說，就把刑偵隊長免職，連機構也奉旨撤銷。一干人馬，失業下崗，到底也沒搞清楚，因何精兵簡政。真是頭掉了，不知是誰砍的，詩人的聲勢威風，可想而知。
因此，一、你不得不佩服他在中國文人中間，這種出類拔萃的能量；二、你若為他想，要是不很糟糕的話，或者，不那麼卑鄙的話，也難達到這種京師為之側目的地位。
元稹加速度的成功之路，我以為原因有三：一、從人種學角度考量，與他家族的鮮卑後裔，血管里流動著的野性基因有關，野，什麼都敢伸手；二、從地域學角度考量，與他長期生活在陝西鳳翔，在那僻壤荒域里求生謀存的艱難有關，餓，什麼都敢張嘴；三、從進化學角度考量，與他出身於卑微的一個寒族子弟，拚命想出人頭地，拚命想改變局面有關，爬，攀，附，靠，也就不擇手段，不問是非。
所以，公元822年（長慶二年），他到底當上了宰相，這是元稹風頭最健的一年。也是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鑽營投機，攀附巴結，效忠納誠的結果。儘管他奔走的是旁門左道，投靠的是太監佞臣，頗「為士類訾薄」，以致「朝野雜然輕笑」。但昏庸的穆宗李恆在詔書中，卻對他褒揚備至：「勁氣嘗勵於風霜，敏識頗知於今古」，可見其被寵幸，被倚重，被高看，被優渥的程度。
連他老婆也跟著水漲船高，成為宮廷貴婦沙龍的領袖，「予在中書日，妻以郡君朝太后於興慶宮，偎為班首」。小人得志，喜不自勝，那時的他，肯定飛揚跋扈，面目可憎，也使得他的反對派聯手起來，抓他的把柄，找他的不是，要把他扳倒。唐穆宗將其拔擢到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最高決策中樞的宰相地位，固然是其昏庸悃懦之故，但也足以證明詩人吹到巧舌生簧，拍到爐火純青，哄到不露馬腳，騙到天衣無縫的功力。
文人混跡官場，能爬到這麼高的位置，在中國文學史上，他是絕無僅有的一兩位，確是非同小可。然而，幸運之神，來得匆匆，去得匆匆，短命的「同平章事」，從二月到五月，連一百天也沒熬到，就被人排擠出局。
到同州當刺史後，元稹聲淚俱下地給穆宗上書：「所恨今月三日，尚蒙召對延英。此時不解泣血，仰辭天顏，乃至今日竄逐。臣自離京國，目斷魂銷。每至五更朝謁之時，實制淚不已。臣若餘生未死，他時萬一歸還，不敢更望得見天顏，但得再聞京城鐘鼓之音，臣雖黃土覆面，無恨九泉。」還夢想著有朝一日，「制誥侍宿南郊齋宮」，再沐天恩。
可哪知道穆宗只坐了四年江山，就因服長生不老葯駕崩了。詩人在《題長慶四年曆日尾》詩中寫道，「殘歷半張餘十四，灰心雪鬢兩凄然。定知新歲御樓後，從此不名長慶年。」那無望失落之情，溢於紙面。看來，他的黃金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說到底，文人，再有心眼，再富心機，再小心謹慎，再心明眼亮，永遠不是那些職業政客的對手。政治家玩文學家，如貓搏鼠，讓你死，你就死。而文學家玩政治家，則如羊驅虎，你讓人家死，死不成，反過來，你倒可能搭上一條命。要知道，為文是一門學問，做官更是一門學問，兩者通常不能得兼。做得一份好官者，未必寫得一手好文，同樣，做得一手好文者，未必為得一份好官。所以，沒才氣的文人，才熱衷做官，沒本事的官僚，才附庸風雅。摟草打兔子，一舉兩得。
而歷史上那些真正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