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並非沒有自知之明，只是自知之明得太晚了一點
李斯（？—前208），楚國上蔡人。早年在本地糧庫，當過管庫員。一個小縣城的糧站工作人員，少不了肩挑背扛，碼垛翻倉，殺蟲防鼠，下鄉收糧等體力活，是一項很勞苦，很瑣碎，很沒有意思的工作。此人不甘庸庸碌碌，當一個以工代乾的管庫員，終了一生。於是離家去壽春投師，從學荀卿。荀卿乃大師，能拜他門下，成為高足，說明李斯非泛泛之徒。在班上，荀卿特別器重兩位同學，一為李斯，一為韓非，也為大家公認的尖子生。因為這兩位，第一，聰明；第二，能幹；第三，有點子；第四，敢作敢為。學業結束以後，身為韓國貴族的韓非，自然回國任要職去了。荀卿知道李斯來自窮鄉僻壤，那裡的油饃很勁道，熏兔很入味，可縣城天地很小，空間不大，一個小人物，既無政治資源，更無後台背景。看他是塊料，有治國理政的才能，便為他在楚國首都的政府機關里，謀了一份差事。
儒家看人，往往注重好的一面，荀卿沒有發覺這個小地方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其出頭慾望、野心叵測的另一面。李斯有他農民的狡猾，深藏不露罷了。他婉謝了老師的這份好意，雖然在壽春當公務員，比回上蔡縣繼續以工代干，強上百倍。但他認為不能這樣虛度光陰，混吃等死。這一來，荀卿才知道這個河南漢子，乃是一個具大抱負，有大志向的學生，不覺肅然起敬。李斯認為，「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他對荀卿說，老師啊，天底下最可怕的事就是卑賤，最痛苦的事情就是窮困。我卑賤到極點，我窮困到極點，當今之務，我不能待在壽春以混日子而滿足，而是應該趕緊搭上西行列車，到咸陽去求發達。他相信：「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遊說者之秋也。」乃辭別荀卿，西入秦，老師也就只好祝他一路順風了。
人生道路，對平庸的人來說，走對走錯，是無所謂的。走對，好不到哪兒；走錯，也壞不到哪兒。而對李斯這樣一個強人，敢下大賭注，敢冒大風險，就很難說他入秦是對還是錯了。
他到秦國以後，歷任廷尉、丞相等重要職位，為秦王上「皇帝」封號，廢分封而行郡縣制，統一六國文字為「秦篆」。「以吏為師」，禁絕私學，焚《詩》燒《書》，罷黜百家，坑殺儒生，鉗制文化。嚴禁文人儒士是古非今，謗議朝政。同時收繳武器，澆鑄銅人，以防造反。這一系列的暴政，大都出自這位上蔡縣管庫員的點子。因此，秦始皇視之為膀臂，授之以重任，仕途立現光明。從此順風順水，一路發達，他的官也做到了極點，他的輝煌也達到了極點，如此說來，李斯告別荀卿到秦國開拓的這一步路，是邁對了的。
《史記·李斯列傳》中，記載這個管庫員到了咸陽以後，很快就暴發起來，暴富起來，官運暴紅起來，連他自己也覺得暴到快要爆炸的程度。「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嘆曰：『嗟乎！……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唐·司馬貞在《索隱》中解釋：「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李斯言己今日富貴已極，然未知向後吉凶止泊在何處也。」樹大招風，高處不勝寒，若是急流勇退不了，在官場絞肉機中，誰也不可能成為永遠的幸運兒。問題在於他明白物極必反的道理，爬得越高，跌得越重，混得越紅，死得越慘。可就是不肯收手，不甘罷休，不能剎車，不知回頭是岸，於是，這位上蔡農民，只能與所有利欲熏心之徒，作惡多端之輩，一步步走向生命的終點。不過他的最後下場，要更慘一點，「具斯五刑，論腰斬」。
按《後漢書·楊終傳》「秦政酷烈，違牾天下，一人有罪，延及三族」的唐·李賢注釋，應該是「父族，母族，妻族」，這時，他屈指一算，他的腰斬，要多少顆頭顱陪葬，至少，好幾百條性命，受其株連。在中國歷史上，他不是第一個被腰斬者，但他卻是第一位被腰斬而死的名人。他最終得到的這樣一個下場，回想他的西行入秦，到底是對，還是錯，又得兩說著了。
如果他不邁出這一步，繼續在糧站當管庫員，到點退休，領養老金，一樣也活得自在，至少落一個正常死亡。李斯未發跡前，在上蔡那座小城裡，放步東門，縱犬丘陵，兔奔人追，馳騁荒野，還是滿自在的。尤其，夕陽西下，滿載而歸；尤其，四兩燒酒，合家共酌。這種其樂融融的日子，老此一生，雖然平常、平淡，可平安，不比享盡榮華富貴，最後得一個腰斬咸陽的結果，強得多多？因為那是真正自由的快樂，發自內心的快樂，絕對放鬆的快樂，無憂無慮的快樂，最最底層的普通人的苦中之樂，最最貧苦老百姓的窮中作樂。可在他走出老家上蔡，來到秦國為相，就不再擁有這樣實實在在的快樂。獲得權力，自然是大快樂，但是，這種緊張和恐懼的快樂，疑慮和忐忑的快樂，隨時會被剝奪、隨時降臨災難的快樂，物質雖豐富、精神卻苦痛的快樂，到了上夾板腰斬的此時此刻，面對著與他同死的兒子，除了「牽犬東門」的那一份至真的快樂，還有什麼值得回味，值得懷念的呢？
聰明的人，不一定就是理智清醒的人；能幹的人，不一定就是行事正確的人。有點子的人，不上正道的點子，是既害人又害己的，而敢想敢幹的人，一旦為非作歹起來，那破壞性會更大。荀卿的這位學生，始皇死後，為了鞏固其既得利益，阿順苟合於趙高，那是一個心毒手辣、無所不用其極的壞蛋。貪戀高官厚祿的李斯，利欲熏心，竟與魔鬼結盟，參與密謀矯詔，立胡亥而逼死扶蘇。秦二世當權，自然寵信趙高。於是，李斯向二世拚命討好，慫恿他肆意廣欲，窮奢極樂；建議他獨制天下，恣其所為。趙高哪能容得指鹿為馬的胡亥，本是他手中玩弄的傀儡，任由李斯操縱。便設計構陷，令其上套，使二世嫌棄他；捏造事實，不停誣告，使二世憎惡他。加上李斯的兒子李由，先前未能阻擊吳廣等起義農民軍西進獲罪，新賬老賬一塊算，以謀反罪腰斬於咸陽，那是公元前208年。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這句既是臨終，也是臨別的話，「牽犬東門，豈可得乎！」便成為悔之晚矣的傳世名言。
李斯所以要走出上蔡，所以要西去相秦，所以能夠發達到「富貴極矣」的富貴，「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的顯赫，起因說來可笑，卻是由於他受到老鼠的啟發。這就是《史記·李斯列傳》開頭所寫：「年少時，為郡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絜，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嘆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廁所中的耗子，吃的是糞便，一見人來狗叫，慌忙逃避；糧庫里的耗子，無一不吃得肥頭大耳，膘滿體壯，而且永遠沒有餓肚子的恐慌，永遠沒有人犬的驚擾，永遠沒有颳風下雨的憂慮。於是，他感到自己其實的渺小，真正的不足。上蔡這巴掌大的縣城，對他這隻具大抱負、有大志向的耗子來講，就是「廁所」而不是「糧倉」了。
司馬遷說李斯不過是「為郡小吏」，那口氣是鄙夷的。他所擔任的那個職務，城關糧站的管庫員，在一群鄉巴佬中間，也算得上是出人頭地的區鄉幹部了。但這個相當寒磣的土老帽，目標正西方，一步一步向咸陽走去，那絕不回頭的蠻勁和衝勁，真是值得刮目相看。一開始，李斯並未想投奔秦始皇，只要不當「廁」中之鼠，能夠進入秦國統治集團，在那樣一個「倉」中為鼠覓食，就相當滿意了。但這個農民越走信心越大，越走野心越盛。中國農民，當他束縛在一畝三分地上的時候，手腳放不開，頭腦也放不開，那種庄稼人的小心眼、小算盤、小天地、小格局、小農經濟、小家子氣，為其基調。然而，當他離開土地，離開鄉村，變成一無所有的流氓無產者之後，馬上就會成為毫無顧忌的、橫衝直撞的、否定秩序的、破壞規則的強悍分子。攫取和獲得，便是他們的主旋律。李斯到達咸陽，就不再是原來一口豫東口音的上蔡土老帽，而是滿嘴地道秦腔秦韻的政壇新秀。第一步，他知道呂不韋崇拜荀卿，便以荀卿弟子的身份，「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第二步，他知道秦始皇和呂不韋的血緣關係，便由呂牽線，得以向這位帝王進言：「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由灶上騷除（如除爐灶塵土一樣容易），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並也。」第三步，他出主意：「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遊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從則給錢，不從者要命，李斯這兩手都是夠惡夠狠的。
其實，漢·主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