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來，買書不容易，賣書更難。
買書，常常為買不到好書懊惱，為失之交臂而遺憾，為掏不出那麼多錢而詛咒書價之暴漲、出版社之黑心。然後羨慕魯迅先生每年的書賬，都是好幾百大洋地花，而且能買到那許多有價值的書籍。現在，哪個以文字為生的作家，敢這樣大手大腳地買書呢？也許有錢的個體戶能一擲千金，可他們又並不需要書。於是，只好一作王小二過年之嘆，二作阿Q式的自慰，與其現在買了將來保不準還會賣，那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無論如何，買不到書，頂多是惱火罵娘而已。
可是賣書，特別是賣自己不想賣、不捨得賣的書，那種心痛，雖比不上賣兒賣女，但看到自己珍藏的書、報、刊，被撕碎了包鹹菜，被送進造紙廠，扔進水池子里漚泡，那滋味實在是扯心揪肝的。
其實，我不是藏書家，只不過自己悔不該做了不該做的知識分子，而且還是更不該做的作家，不能不有那麼幾本書而已。當然，你是個臭知識分子，你是個臭作家，你就不可能沒有喜歡書籍的臭毛病。有時候讀到黃裳先生的購書札記，也是很神往的。如果口袋裡的鈔票除了買燒餅外，尚有餘裕，未嘗不想到琉璃廠去轉轉的。找到一本你一直在找而找不到的書，那種快樂，也只有同此癖好的人才能體會。然而一想到有一天你很可能還要賣掉或者扔掉這些書的話，也就興味索然了。儘管如此，買書之心不死，見書店而不進去，總覺得若有所失地不安，這大概就叫作毛病了。
談起賣書，話就更長了。先後，我一共有過三次說來痛楚的賣書體驗。如果按時間劃分，恰巧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
五十年代，我把我怎麼也割捨不下的一些書，帶到了北京。單身漢，住集體宿舍，屬於你的空間，必然是有限的。你的書塞在你的床底下，尚不至影響別人革命，一旦超越這個範圍，別的革命的同志就會以革命的眼神示意你要自覺了。若是說：「你都看些什麼書呀？」那還算是客氣的。如果說：「你怎麼凈看這些小資產階級情調的書呀？」那恐怕就要有些小麻煩了。也許中國人從孔夫子開始，就生就一種誨人不倦的好習性，特別願意幫助人，挽救人，給人指點迷津。於是我只能誠惶誠恐地使我的書籍體積縮小，免生枝節。
共和國最初幾年，真是一個充滿了革命羅曼蒂克的時期，誤以為美麗的幻想和憧憬，會在明天一早打開門時呈現在眼前。雖然我並不樂意精簡我那可憐巴巴的百十本書，但相信這只是暫時的失去，等到那盼著的一天，甚至會得到更多。那是我一個永遠的夢，能擁有琳琅滿目的幾架我心愛的書籍，此生足矣！於是我把好不容易背到北京來的，解放前在上海讀中學時逛四馬路舊書攤上買的，在南京讀大學時轉四牌樓或夫子廟的小書店裡買的——一個窮學生當然不可能買到什麼珍、善本書，不過也是愛不釋手的——幾本破書，以革命的名義淘汰了一批。
那時東安市場內，即現在一進門的公廁方位，有一條買賣舊書的小衚衕，鱗次櫛比地排滿了書攤。我那些書自然是不值錢的，三文兩文便賣掉了。我始終遺憾，有一本外國作家的短篇小說集，書名是什麼，我記不得了，作者叫什麼，我也忘掉了，但那是一位南歐作家，大抵是不會錯的。該書文筆之幽默，讓我至今還有深刻的印象。還能想起其中一篇的內容，描寫人們在知道了彗星要和地球相撞以後，面臨大毀滅時，怎麼恣意享受人生最後一刻的形神狀態，豬宰了，牛殺了，酒喝光了，房子也給點燃了，本不相愛的男女也匆忙結合了。等到那恐懼的一刻過去，人們發現自己還活著，才知道那該死的世紀末是怎樣把大家坑了！人們傻不唧唧地集體受騙和集體上當，這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那份笑不出來的幽默，真是極上乘的。可書像那彗星一樣，杳無蹤影了。
以後，我再沒有看到這本書的出版，所有的外國文學家辭典里，也找不到這位作家的一點線索，真不該賣掉那本書。
記得有一本三十年代編的當時名家小說，沉甸甸的，很有些分量，論斤約了，實在對不起那些前輩。至今我還後悔不迭，要留在手邊就好了，可以看到一些作家早期作品中的離經叛道精神。這和他們晚期為人為文不知是真是假的那種皈依正統的心態，兩者之間所產生的難以置信的差距，很有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方。
雖然有的篇目，如郁達夫的《遲桂花》，總算在很後的後來重新問世，但像葉靈鳳、邵洵美、洪靈菲，甚至張資平那些也曾盛極一時的作品，就湮沒在歷史的積澱里，很不容易看到了。我還記得似乎是沈從文的一篇把妻子典租給別人，去給人家生兒育女的凄凄苦苦的小說，嗣後再出他的集子時，也沒有被收進。還有一篇丁玲的短篇小說，題名忘了，描寫一個三十年代年輕的文化人去狎妓的故事，似乎在骯髒的亭子間里，頗委瑣的場所，似乎是一個非職業性的妓女，只求快些了事。誰知這個男人對女性胴體及有關部位的崇拜，卻是非常弗洛伊德的。那些赤裸裸的描寫，應該說夠大膽，夠不讓後人的。
八十年代初，在大連棒槌島遇到這位前輩作家，我差一點就想請教她寫的這篇刻畫性心理的作品了。話到嘴邊，我遲疑了，這本書我三十年前就賣了，讀這本書更早，是四十年前當中學生時的事了，萬一記憶出了差錯，豈不是惹得老前輩不愉快嗎？好像這篇作品，也未再印行過，不能不說是遺憾。一篇作品能給人留下這樣久遠的印象，我想一定是有它的自身價值的。
當時，我賣掉這些書，倒也並不怎麼心疼。
問題在於《擬情書》《查拉圖斯如是說》和其他幾本《世界文庫》，一定要我棄之若敝屣，實在難以取捨。尤其那本《擬情書》，是用草紙印刷，估計是抗日戰爭期間在大後方紙張匱乏情況下出版的，若保存到今天，倒不失為作家、翻譯家、出版家為傳播文化所做出的努力的佐證。我是在上海當時叫作呂班路的生活書店裡買的，那是抗戰勝利後不久的事。時至今日，這兩書也見不到，尼採的書不出，尚可理解，不知為什麼，《擬情書》似乎至今未被出版社看中，或許嫌那種表達愛情的方式陳舊了些？難道愛情還有古老和現代的區分嗎？
我一點也沒有怪罪那些過分熱情幫助別人的人的意思，他們（也包括她們，女同志要偏激起來，絕對不怕矯枉過正的）在小組會上，在生活會上，在學習會上，在支部會上，就有人對於我下不了狠心與過去決裂，表示痛心疾首的。那時候開會是生活的主要內容，比賽誰更加革命些，則更是主要內容的內容。而革命，對某些積極分子來說，很大程度上是革別人的命。
「還有工夫去研究怎樣寫情書？這種小資產階級的尾巴怎麼下不了狠心一刀兩斷呢？」一位穿列寧服的神色嚴肅的女小組長語重心長地教導我，「我真難以理解你們這些知識分子，怎麼感情總是不對頭呢？看起來，對你們的思想改造可不是一天兩天的事啊！」她那搖頭的樣子，使我明白，如果我不想不可救藥，只好忍痛把書當破爛賣給敲小鼓的了。但我納悶，這是一定要割掉的尾巴嗎？後來，我們各奔前程了，這位女同志雖然憎惡《擬情書》，但她能使兩個老同志為她犯了男女關係的錯誤，受到處分，我就有點不甚理解了。反正我相信，不是前面的她，就是後面的她，有一個不是她，這是毫無疑問的。
如果她還健在，她能看到這篇《賣書記》，也許她會做出一個正確的答覆。
第二次賣書，是六十年代餓肚子的結果了，不但賣書，說來也無所謂丟人的，甚至連並不多餘的衣物也變賣了，有什麼辦法，餓啊！轆轆飢腸光靠醬油沖湯是解決不了問題的，越喝越浮腫。夜半餓醒了，就得琢磨家中還有什麼可以賣的。救命要緊，壓倒一切，人到了危殆的時候，求生的慾望也益發強烈。
賣，凡能變成食物的，都可以出手。
我真感謝中國書店的收購部，當時能以六折的價錢收購完整的不脫不缺的期刊報紙，真是起到了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的作用。捨得也好，不捨得也好，我和我的妻子，為了糊這張口，將保存了好多年的雜誌，用車推到現在的西單購物中心的原來商場里的中國書店，全部賣掉了。
當時，最凄愴的莫過於那套《譯文》了，也就是現在的《世界文學》，當我從小車往書店櫃檯上裝的時候，心裡說不出是什麼滋味。我把朋友的一份友情也變賣了，這是我直到今天也還不能釋然於懷的憾事。
因為茅盾先生在解放後將《譯文》復刊時，適我在朝鮮前線，沒能及時買到，等我回國後訂了這份刊物，總是以未有最初的幾期為憾，像王爾德的《朵連格連的畫像》就在復刊的前兩期上。於是我好一陣子滿北京城地找，希望補成全璧。人世間的許多事情就是這樣彆扭，想得的得不到，想推的推不掉，人際關係也是這個道理，你把他當作至交，他卻在背後干出賣你的勾當，而且令人厭惡的是，這類人言必馬列，正襟危坐，其實肚子里裝的齷齪，比墨鬥魚還要黑，絕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