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陝西東南，沿著丹江往下走，到了丹鳳縣和商縣（現在商洛專區改製為商洛市，商縣為商州區）交界的地方有個叫棣花街的村鎮，那就是我的故鄉。我出生在那裡，並一直長到了十九歲。丹江從秦嶺發源，在高山峻岭中突圍去的漢江，沿途沖積形成了六七個盆地，棣花街屬於較小的盆地，卻最完備盆地的特點：四山環抱，水田縱橫，產五穀雜糧，生長蘆葦和蓮藕。村鎮前是筆架山，村鎮中有木板門面老街，高高的台階，大的場子，分布著塔、寺院、鐘樓、魁星閣和戲樓。村鎮人一直把街道叫官路，官路曾經是古長安通往東南的唯一要道，走過了多少商賈、軍隊和文人騷客，現還保留著騾馬幫會會館的遺址，流傳著秦王鼓樂和李自成的闖王拳法。如果往江南岸的峭崖上看，能看到當年兵荒匪亂的石窟，據說如今石窟里還有乾屍，一近傍晚，成群的蝙蝠飛出來，棣花街就麻碴碴地黑了。讓村鎮人夸夸其談的是祖宗們接待過李白、杜甫、王維、韓愈一些人物，他們在街上住宿過，寫過許多詩詞。我十九歲以前，沒有走出過棣花街方圓三十里，穿草鞋，留著個蓋蓋頭，除了上學，時常背了碾成的米去南北二山去多換人家的苞谷和土豆，他們問：「哪裡的？」我說：「棣花街的！」他們就不敢在秤上搗鬼。那時候這裡的自然風景和人文景觀依然在商洛專區著名，常有穿了皮鞋的城裡人從312國道上下來，在老街上參觀和照相。但老虎不吃人，聲名在外，棣花街人多地少，日子是極度的貧困。那個春上，河堤上的柳樹和槐樹剛一生芽，就全被捋光了，泉池裡石頭壓著的是一筐一筐煮過的樹葉，在水裡泡著拔澀。我和弟弟幫母親把炒過的干苕蔓在碾子上砸，羅出面兒了便迫不及待地往口裡塞，晚上稀糞就順了褲腿流。我家隔壁的廈子屋裡，住著一個李姓的老頭，他一輩子編草鞋，一雙草鞋三分錢，臨死最大的願望是能吃上一碗苞谷糝糊湯，就是沒吃上，隊長為他蓋棺，說：「別變成餓死鬼。」塞在他懷裡的仍是一顆熟紅苕。全村鎮沒有一個胖子，人人脖子細長，一開會，大場子上黑乎乎一片，都是清一色的土皂衣褲。就在這一群人里誰能想到有那麼多的能人呢：寬仁善制木。本旺能泥塑。東街李家兄弟精通胡琴，夜夜在門前的榆樹下拉奏。中街的冬生愛唱秦腔，吃了上頓沒下頓的，老婆都跟人去討飯了，他仍在屋裡唱，唱著旦角。五林叔一下雨就讓我們一夥孩子給他剝玉米棒子或推石磨，然後他盤腿搭手坐在那裡說《封神演義》，有人對照了書本，竟和書本上一字不差。生平在偷偷地讀《易經》，他最後成了陰陽先生。百慶學繪畫，拿鍋黑當墨，在牆上可以畫出二十四孝圖。劉新春整理鼓譜。劉高富有土木設計上的本事，率領八個弟子修建了幾乎全縣所有的重要建築。西街的韓姓和東街的賈姓是棣花街上的大族，韓述績和賈毛順的文墨最深，毛筆字寫得寬博溫潤，包攬了全村鎮門樓上的題匾。每年從臘月三十到正月十五，棣花街都是唱大戲和鬧社火，演員的補貼是每人每次三斤熱紅苕，戲和社火去縣上會演，總能拿了頭名獎牌。以至於外地來鎮上工作的幹部，來時必有人叮嚀：到棣花街了千萬不敢隨便說文寫字。再是我離開了故鄉生活在了西安，以寫作出了名，故鄉人並不以為然，甚至有人在棣花街上說起了我，回應的是：像他那樣的，這裡能拉一車！
就在這樣的故鄉，我生活了十九年。我在祠堂改做的教室里認得了字。我一直是病包兒，卻從來沒進過醫院，不是喝薑湯捂汗，就是拔火罐或用瓷片割破眉心放血，久久不能治癒的病那都是「撞了鬼」，就請神作法。我學會了各種農活，學會了秦腔和寫對聯、銘錦。我是個農民，善良本分，又自私好強，能出大力，有了苦不對人說。我感激著故鄉的水土，它使我如蘆葦叢里的螢火蟲，夜裡自帶了一盞小燈，如漫山遍野的棠棣花，鮮艷的顏色是自染的。但是，我又恨故鄉，故鄉的貧困使我的身體始終沒有長開，紅苕吃壞了我的胃。我終於在偶爾的機遇中離開了故鄉，那曾經在棣花街是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記得我背著被褥坐在去省城的汽車上，經過秦嶺時停車小便，我說：「我把農民皮剝了！」可後來，做起城裡人了，我才發現，我的本性依舊是農民，如烏雞一樣，那是烏在了骨頭裡的。
我必須逢年過節就回故鄉，去參加老親世故的壽辰、婚嫁、喪葬，行門戶，吃宴席，我一進村鎮的街道，村鎮人並不看重我是個作家，只是說：賈家老四的兒子回來了！我得趕緊上前遞紙煙。我城裡小屋在相當長的年月里都是故鄉在省城的辦事處，我備了一大摞粗瓷海碗、幾副鋼絲床，小屋裡一來人肯定要吃撈麵，腥油拌的辣子，大疙瘩蒜，喝酒就划拳，惹得同樓道的人家怒目而視。所以，棣花街上發生了任何事，比如誰得了孫子，是順生還是橫生，誰又死了，埋完人後的飯是上了一道肉還是兩道肉，誰家的媳婦不會過日子，誰家兄弟分家為一個笸籃致成了仇人，我全知道。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的十年里，故鄉的消息總是讓我振奮，土地承包了，風調雨順了，糧食夠吃了，來人總是給我帶新碾出的米，各種煮鍋的豆子，甚至是半扇子豬肉，他們要評價公園裡的花木比他們院子里的花木好看，要進戲園子，要我給他們寫中堂對聯，我還笑著說：棣花街人到底還高貴！那些年是鄉親們最快活的歲月，他們在重新分來的土地上精心侍弄，冬天的月夜下，常常還有人在地里忙活，田堰上放著旱煙匣子和收音機，收音機里聲嘶力竭地吼秦腔。我一回去，不是這一家開始蓋新房，就是另一家為兒子結婚做傢具，或者老年人又在曬他們做好的那些將來要穿的壽衣壽鞋了。農民一生三大事就是給孩子結婚，為老人送終，再造一座房子，這些他們都體體面面地進行著，他們很舒心，都把鄧小平的像貼在牆上，給他上香和磕頭。我的那些昔日一塊套過牛、砍過柴、偷過紅苕蔓子和豌豆的夥伴會坐滿我家舊院子，我們吃紙煙，喝燒酒，唱秦腔，全暈了頭，相互稱「哥哥」，棣花街人把「哥哥（ɡē）」發音為「哥哥（ɡuǒ）」，熱鬧得像一窩鳥叫。
對於農村、農民和土地，我們從小接受教育，也從生存體驗中，形成了固有的概念，即我們是農業國家，土地供養了我們一切，農民善良和勤勞。但是，長期以來，農村卻是最落後的地方，農民是最貧困的人群。當國家實行起改革，社會發生轉型，首先從農村開始，它的偉大功績解決了農民吃飯問題，雖然我們都知道像中國這樣的變化沒有前史可鑒，一切都充滿了生氣，一切又都混亂著，人攪著事，事攪著人，只能撲撲騰騰往前擁著走，可農村在解決了農民吃飯問題後，國家的注意力轉移到了城市，農村又怎麼辦呢？農民不僅僅只是吃飽肚子，水裡的葫蘆壓下去了一次就會永遠沉在水底嗎？就在要進入新的世紀的那一年，我的父親去世了。父親的去世使賈氏家族在棣花街的顯赫威勢開始衰敗，而棣花街似乎也度過了它短暫的欣欣向榮歲月。這裡沒有礦藏，沒有工業，有限的土地在極度地發揮了它的潛力後，糧食產量不再提高，而化肥、農藥、種子以及各種各樣的稅費迅速上漲，農村又成了一切社會壓力的泄洪池。體制對治理髮生了鬆弛，舊的東西稀里嘩啦地沒了，像潑去的水，新的東西遲遲沒再來，來了也抓不住，四面八方的風方向不定地吹，農民是一群雞，羽毛翻皺，腳步趔趄，無所適從，他們無法再守住土地，他們一步一步從土地上出走，雖然他們是土命，把樹和草拔起來又抖凈了根須上的土栽在哪兒都是難活。我仍然是不斷地回到我的故鄉，但那條國道已經改造了，以更寬的路面橫穿了村鎮後的塬地，鐵路也將修有梯田的牛頭嶺劈開，聽說又開始在河堤內的水田裡修高速公路了，盆地就那麼小，交通的發達使耕地日益銳減。而老街人家在這些年裡十有八九遷居到國道邊，他們當然沒再蓋那種一明兩暗的硬梁房，全是水泥預製板搭就的二層樓，冬冷夏熱，水泥地面上滿是黃泥片，廳間蠻大，擺設的仍是那一個木板櫃和三四隻土瓮。巷口的一堆婦女抱著孩子，我都不認識，只能以其相貌推測著叫起我還熟悉的他們父親的名字，果然全部準確，而他們知道了我是誰時，一哇聲地叫我「八爺！」（我在我那一輩里排行老八。）我站在老街上，老街幾乎要廢棄了，門面板有的還在，有的全然腐爛，從塌了一角的檐頭到門框腦上亮亮地掛了蛛網，蜘蛛是長腿花紋的大蜘蛛，形象醜陋，使你立即想到那是魔鬼的變種。街面上生滿了草，沒有老鼠，黑蚊子一抬腳就轟轟響，那間曾經是商店的門面屋前，石砌的台階上有蛇蛻一半在石縫裡一半吊著。張家的老五，當年的勞模，常年披著褂子當村幹部的，現在腦中風了，流著哈喇子走過來，他歡喜地望著我笑，給我說話，但我聽不清他說些什麼。堂兄在告訴我，許民娃的娘糊塗了，在炕上拉屎又把屎抹在牆上。關印還是貪吃，當了支書的他的侄兒家被人在飯里投了毒，他去吃了三大碗，當時就倒在地上死了。後溝里有人吵架，一個說：你張狂啥呀，你把老子×咬了？！那一個把帽子一卸，竟然撲上去就咬×，把×咬下來了。村鎮出外打工的幾十人，男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