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成了右派。
詳細告訴你我怎麼當了右派的細枝末梢意思不大。不過，於今想起來我只覺得我當時太傻了！
僅僅只是因為一句話，我說了校長一句「好大喜功」的話，卻付出了二十多年的代價——生命的代價呀！
我真是太傻了！那年暑假，縣裡把小學教師集中在縣一中里「鳴放」時，當時報紙上已經對右派進行反擊了，我是抱著反擊右派的決心去參戰的，結果自己被弄成了右派。
我們學校新提拔的校長，就是我在師範進修時的同班同學劉建國，我倆一同分配到縣西的牛王砭小學，他在速成二班當班長時，已經是學校里為數不多的幾個學生黨員之一。畢業後工作了一年就轉正為正式黨員了，第二年就提拔為牛王砭小學的校長。他鼓勵我要大鳴大放，要起帶頭作用。我很信任他，不僅因為他是我的老同學，重要的是他是我的入黨介紹人。我經他介紹，已經獲得通過，正在預備期經受考驗，他的話我是完全信賴不惑的。我除了猛烈地反擊儲安平對新社會的污衊之外，對改進我們學校的工作也鳴放了一些意見，說校長劉建國有些好大喜功的話，就是那些意見中最尖銳的一條，禍就從此惹下了。
我現在也搞不清這是不是劉建國對我設下的圈套？他當時鼓勵我「鳴放」是十分真誠的，說我們不僅是老同學，而且是在同一個崗位上戰鬥，應該把珍貴的禮物——意見，直言不諱地講出來，幫助他改進牛王砭小學的領導工作，這不僅是老同學的關係，而且是對我的重要考驗。我信下了。我和他在速成二班進修時，同學們對他在政治上的堅定，工作上的積極表現，沒有不佩服的，只是有點好大喜功，這影響了他在同學中的威信。到牛王砭小學工作以後，尤其是在他當了校長以後的半年中，教師們私下的議論就很明顯了，主要還是這一點毛病。我曾經不止一次在和他的閑聊中給他提示過，他也不反感。可是，當我在「鳴放」大會上正式當作一條意見講出來以後，居然變成了「攻擊黨的領導」！
劉建國找我談話，說他冒著風險替我辯解，領導小組才將我定為「中右」，要是擱在其他人身上，有十個我就會定成十個「極右」了。我沒有被發落到農場去勞改，而是仍回原單位接受監督改造。
我重新回到牛王砭小學的時候，這所我十分喜歡的小學對我來說變得陌生了。我的預備黨員被取消了。我也不能再任高年級畢業班的班主任，而是代一些「地理」「自然常識」之類的副課。沒有多久，任何課也不能帶了，讓我打鈴，燒開水，掃院子，完全變成工友了。
世界上的許多事，都是第一次留給人的印象最深刻，三五次以至數年累月以後，就習以為常了。我第一次牽著麻繩撞擊吊在學校院中那棵槐樹上的銅鈴的時候，看著一個個男女教師走出辦公室，端著教案和粉筆盒走向教室的時候，我想應該立即去自殺！當工友還有一件重要職責，每天給校長和教務主任送三次開水，教員們的開水是自己到開水房裡去打。我第一次給校長劉建國送開水的時候，提著水壺，站在門外，又想到了自殺！我硬著頭皮推開門，他從辦公桌上擰過頭來，也有點不好意思，慌忙站起，接住我的水壺，說：「我的水……你甭送了！」我的心裡感到一種被知的委屈，真想痛哭一場。當我再送去開水的時候，我也自然了，他也自然了，隨後就一切都習以為常了，甚至我推開門，放下水壺，直到走出門，他連頭都不抬起來。
小學校設備簡陋，沒有餐廳。我打過吃飯的鈴聲，教員們就到小灶房裡買了飯，圍成一個圓圈，蹲在院子里吃飯。這個時候，是學校里教師們之間最活躍的時刻，一邊吃一邊聊，儘是各班學生中的洋相和趣聞。我沒有勇氣再和大家蹲到一起去度過這輕鬆愉快的時刻，我總是等那些熟悉的說笑的聲音消失以後，才拉開門，端上碗，到小灶房裡去吃最後一份飯，好在炊事員楊師傅總不會忘記我。當我端著已經不那麼熱乎的飯菜走回自己的住屋的時候，我又想到了應該自殺！
我能得到的唯一安慰，是田芳留給我的那件信物。我晚上打過熄燈鈴之後，躺在我的小住房裡，趴在枕頭上，就摸出那個綉扎著那句動人心魄的古詞的白布，眼淚就涌流出來，滴在那兩顆重疊著偎依著的心的圖案上。
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是在縣一中的「鳴放」會期間，那是我們畢業以後的又一次難得相聚的機會。後來，當我被宣布為「中右」時，她的驚恐並不在我之下。那天晚上，我被監護著，無法與她相會。我想立即向她訴說這一切變化的由來，心情十分迫切，卻不能單獨自由來去了。直到「鳴放」會結束那天，她來到我們小組住宿的地方，幫助我捆被子，卻不說話，我看見一滴一滴的淚水滴在捆紮被子的白色線繩上。捆完之後，我沒有勇氣看她一眼，低著頭，懊喪地等待她開口。她沒有告別，就走了，當我抬起頭來，只看見她閃出門口時的一個背影。
當我回到學校，打開被子，發現有一張小紙條：
我真想打你……你太叫人想不到了！
我永遠等你！
我真希望她抽打我，不是用手，而是用皮繩或者木棍，狠狠地抽打我，我在這親人的抽打中才能得到一點負罪的解脫。
我天不明就爬起來掃地，而且盡量不掃出聲響，以免驚醒正在酣睡的教師。我一天不是三次而是不計次數地給主任和校長打水，接著給所有教師都送水到房間。我打掃了院子，又自動去打掃廁所，教員廁所和學生廁所。我揀來好多爛磚頭，把小灶房和走道之間的泥路鋪接起來，使教師們下雨天來打飯時不踩泥水。我燒完開水，就揀尚未燒盡的煤渣兒，節約開支。我幫炊事員楊師傅洗菜，涮鍋。總之，從天不明爬起來到打過熄燈就寢的鈴聲，我不使自己有一刻鐘的閑歇時間。我想向全校一切人，校長，教導主任，男女教員，學生以及炊事員，用我的不懈的努力，證明我改造的誠心。我的老同學劉校長給我談過，要認真改造，爭取重新做人。我要用誠懇的行為，贖回我的原罪。我渴望重新作為一個人的心情越強烈，我表現出來的改造的心意就越誠懇。我甚至覺得這個六七百名師生的學校里的雜務太少了，不夠我表現。
過了一年，沒有人找我談一談我改造得怎樣了？我有點急，又不敢流露出來。這天，劉建國把我叫到他的房子，對我說：
「你這一年的表現不錯，同志們反映好。」
我的心撲撲直跳，做人的出頭之日到來了嗎？我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向他做出一個感激涕零的笑，卻說不出話來。
「你的行動表現了你的決心。」劉建國說，「可你心裡怎麼想的呢？你應該向黨表示一下。」
我的心又慌亂了，行動和內心難道不一致嗎？我忙說：「什麼時候表決心呢？」
我知道，這個時候，社會上已掀起一個「向黨交紅心」的運動，學校里早已刷上大紅標語了。教師們每天下午開會，向黨交心，我沒有資格參加會議，只是埋頭雜務。劉建國校長讓我向黨交心，我終於有了一個向全體教師剖白自己的機會。我一夜沒有睡好覺，把那個發言稿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一定要把自己的錯誤思想深刻地自我批判，爭取早日拿起象徵著人的標誌的教案本來。
第二天下午，當我把自己狠狠地批了一通，狠得我痛哭起來的時候，我覺得我的確輕鬆了一下。緊接著是大家的評議，第一個人的發言之後，我就沒有眼淚可流了，隨之而起的爭先恐後的發言，一個比一個激烈。沒有一個人提及我做了許多不屬於我做的事。沒有一個人說我表現過哪怕是一分的改造的誠意，而是對我說過的那句反黨言論——好大喜功的話，重新進行批判，甚至比「鳴放」會上定我「中右」時的氣氛還要嚴厲，火力還要猛烈。有人在分析我的反動言論的根源時，說我本身就是一個不純潔分子，生活作風有問題……
我徹底垮台了。我回到自己的小房子里，一頭就栽倒了。我又犯了一個錯誤，把自己的罪行看得太輕鬆了，尤其是把時間的概念完全弄錯了。想重新做人，遠得看不到頭哩！我渾身沒有一絲兒勁了。人的絕望，就產生於這種迷茫之中。我堅決自殺！
打過熄燈鈴兒，我插了門，第一件事就是給田芳寫信。我拔開毛筆帽兒，在紅格白紙上寫下一個「芳」字的時候，眼淚就糊住了眼睛。我聽見敲門聲，慌忙收拾了紙筆，拉開門扣兒，門外站著劉建國校長。
這是他第一次走進我的「工友室」，坐在一把椅子上，很關切地問：「思想壓力很大吧？」
我抬起頭，看見他很誠懇的關切人的臉色，不過，我覺得實際上已經沒有壓力了。當我一心想通過無休止的勞作來爭得重新做人的權利的時候，我的心頭壓力很沉重；當我從「交紅心」會上走回小房子，覺得永遠也難得出頭之日的時候，就絕望了；絕望了，反倒沒有壓力了。我苦笑一下，垂下頭。
「同志們的分析，不是完全合乎實際。」劉建國說，「關鍵是你應該有一個正確態度，有則改之，無則加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