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成三年（838年）秋冬之交，京城西面延平門內大街上的豐邑坊不正常地熱鬧。這座西市邊上的坊巷以專營喪葬物品聞名，街東街西的兩座凶肆包攬長安城裡喪葬所需的棺槨、隨葬明器，甚至送葬服務。除去朝廷有敕令送葬的高官能夠享受左校署 製造的棺槨，其他無論官民都要在豐邑坊找到安放自己的最終容器。死亡是豐邑坊里最被期盼的事件，這個封閉街道的悲喜總與整個人類背道而馳。
不久之前，文宗皇帝李昂因為太子荒廢學業殺了太子身邊服侍他的親近侍從，把太子軟禁在少陽院 ，叫他改過自新。朝中人多少知道太子被罰實際上是因為皇帝寵愛楊妃，而太子的母親王妃早已失寵，無能幫他申辯。太子被關在少陽院，由宦官監視著，不解釋，也不改正。不久，莫名暴斃。人人都知道太子的死與監視他的宦官脫不了干係。但是，沒有人敢為太子喊冤，太子屬官溫庭筠只敢含混不清地寫了兩首輓詩，其中有「塵陌都人恨，霜郊賵馬悲。唯余埋璧地，煙草近丹墀」四句。曖昧不清的句子暗示太子死於非命，連同情都不能有具體的聲音。
文宗也知道這其中一定有蹊蹺，唯一的兒子死了，想查，也不敢。宦官勢眾，掌管著禁衛皇宮安全的神策軍。從唐太宗的「玄武門之變」到唐玄宗的「唐隆政變」，掌握北軍，也就掌握了皇宮。從唐德宗起，北軍主要的作戰部隊神策軍由宦官掌握，從此，皇宮的安全、皇帝的廢立一併掌握在掌管神策軍的宦官手裡。
文宗李昂登基十一年，做皇帝，已經算盡職盡責：不穿綢緞，也不許內官、親戚穿華貴的布料。剛即位，立刻下詔放出冗餘宮女三千，五坊豢養的鷹犬，除打獵練兵需要，全部放出。伺候皇帝歌舞娛樂陪聊天講故事的教坊與翰林，也放出冗員一千二百多。
但祖宗留給他的家業是一個爛攤子：改變整個李唐王朝命運的安史之亂的平息並不來源於中央政府壓倒性的軍事勝利。相反，朝廷對於河北地區反覆的叛亂焦頭爛額，為了讓叛軍投降，玄宗的兒孫肅宗與代宗一邊以昂貴的代價請求回紇出兵，一邊大力地封賞願意投降的叛軍。許多安祿山與史思明的部下與親戚因此口頭投降，改換名頭，在河北劃地為王。從此，河北的河朔三鎮（魏博、成德、幽州）就成了中央政府胸口拔不動的一把匕首。
之後，所有李唐皇朝的皇帝們面前都擺著同樣內容的考題：怎樣處置擁兵自重劃地為王的河朔三鎮節度使？怎樣處置不斷想模仿河朔三鎮的其他節度使？怎樣處置因為唐朝內亂不斷入侵的周圍少數民族？打仗需要錢，議和需要錢，想要做任何事情都需要錢，但是，錢從哪裡來？
文宗的祖輩對於「賺錢」各出招法，幾乎竭澤而漁，已經沒有留下多少空間由他騰挪輾轉。
安史之亂中，肅宗皇帝靠出賣僧人和道士的度牒、官爵與空白告身籌到第一筆錢。而後，向江南與四川的富商徵收額外的稅。再後來，鑄造含銅量不夠的錢幣，靠通貨膨脹聚斂財富。另外，向鹽、鐵與酒的消費徵收附加稅。
肅宗的孫子德宗皇帝，變著法兒改革稅制，絞盡腦汁要從民間徵得更多的財富。德宗在建中元年（780年）開始實行「兩稅法」 ，而後，又陸續實施了借商 、僦（jiù）質 、稅間架 、算除陌 因為市牙隱瞞收入，朝廷最終徵收到的稅額比計畫少了一半。征斂所得，遠遠低於預期值。（寧欣《唐德宗財稅新舉措析論》、劉德成《中國財稅史綱》）">等一系列財稅徵收政策。結果是建中三年（782年）長安工商戶集體罷市，千萬百姓攔住下朝的宰相訴苦，宰相不堪百姓的憤怒快馬加鞭地逃跑；下一年，涇原兵將叛變，一路闖進長安皇宮，一向忠誠於朝廷的百姓袖手旁觀——叛軍說了，他們不征商。
德宗的孫子憲宗二十七歲繼位，咬著牙要與河朔三鎮掰手腕，從元和元年到元和十四年（806-819年）對六個藩鎮發動了七次戰爭。天下戶口三百三十多萬需要供養八十餘萬軍隊的開支。能夠納稅的戶口多集中在四川與江南，大半稅物需要依靠運河由南方轉運。在艱難的運輸過程中，損耗嚴重，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漕米從來沒有被運達。
憲宗以十四年漫長戰爭的代價獲得歷史「中興」的評價。憲宗死後，留給他的兒子穆宗的除了收復河朔三鎮的光榮，還有源源不斷地需要用錢餵飽的大規模軍隊。為了減少軍費開支，穆宗實行了「銷兵」的政策。被切斷財富來源的方鎮大大小小的軍閥因此兵變，河朔三鎮再次脫離了中央的控制。而皇帝們再也沒有錢像憲宗時一樣強硬地發起統一戰爭。
穆宗之後繼位的唐敬宗是文宗的大哥，愛玩，放肆，用盡做皇帝的便利。丟下一個幾乎毫無修補的爛攤子給弟弟。
唐文宗像是一個大家庭的主婦，捉襟見肘了，卻依然想要維持該有的體面。史書里總是充滿同情地記下這樣無奈的場景：江淮水災旱災相繼，屢屢在皇帝過生日的時候，關中平原豐收，因為沉重的賦稅，日子依然很難過。年輕的皇帝愛寫詩，他常常登上已經衰敗的曲江池，念起杜甫的詩句：「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在杜甫的詩里，曲江四岸有行宮台殿、百司官署，杜甫在冷清的宮殿尋找昔日的繁華。到了文宗這裡，承載杜甫對昔日曲江池懷念的那些宮殿台閣甚至都已經不在，唐文宗想做一個繁華的舊夢，但距離太遠，夢也不成。
大和七年（833年）年底，二十八歲的文宗皇帝忽然中風。從此身體時好時壞，不復當初。大和九年（835年），感到時不我待的文宗皇帝終於鼓起勇氣，決定向掌神策軍權的宦官群體開刀。他信任的人，一個叫鄭注，一個叫李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