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傳染病的暴發流行，都對人類社會的發展造成了巨大影響。其中，霍亂是少見的傳染性極強、致死率極高、多次橫跨東西半球廣泛流行的傳染性疾病。近200年來，人類多次和它直接交鋒。直到現在，在（貧窮、戰亂等原因造成的）衛生條件沒有保障的地區，霍亂依然直接威脅著人們的生命安全。
1994年春，盧安達爆發內戰。3個月內，50萬人喪生，390萬人流離失所。
7月，100多萬名難民前往扎伊爾（即今剛果民主共和國）的戈馬鎮。
鎮上的所有樹木都被難民用來取暖和烹飪食物了。難民營環湖而建，而這面湖是該地區唯一的水源。這片地區的土壤，只是在堅硬的火山岩上積存的一層薄薄的表土。大多數難民出現了營養不良的狀況。
1994年7月19日，據國際關懷組織 估計，要用100輛卡車24小時不停地運送大米、豆類和食用油，才可能滿足難民下一個月的生活需求。但是，距離戈馬鎮最近的機場太小，大型飛機無法降落；可以起降大型飛機的最近一個機場因戰爭遭到破壞，而且連接該機場與戈馬鎮的道路，也因戰爭而被封鎖了。
大多數難民沒有帳篷。營地中零星點綴著由塑料布和毯子製成的臨時帳篷，救援者只能在飛機上根據這些帳篷辨認營地。
無國界醫生組織 的負責人若埃勒·唐吉（Joelle Tanguy）的主要關注點不是食物和住所，而是傳染病：在難民營中，她已經確認了一例霍亂。
1994年7月20日，唐吉博士報告了霍亂的第一例死亡病例。另外120例死亡病例也隨之確認。
1994年7月21日，官方宣稱，有250人死於霍亂疫情。而一些醫生報告說，在通往戈馬鎮的途中，5英里 內就有800人死亡。5英里之外，官方決定停止統計。
1994年7月25日，在確認首個死亡病例不到一周的時間裡，官方報告的死亡人數已達14000，感染人數已達90000。人們用推土機挖掘岩石，建造亂葬坑。墓地出現了交通堵塞，卡車排著隊等待卸下屍體。每輛卡車能夠運載40具屍體，多輛卡車每天24小時不停運轉。難民營里，人們用手帕、圍巾和外科口罩圍住口鼻，試圖擋住腐屍發出的惡臭。
1994年7月26日，官方報告的死亡人數為18000；而聯合國官員在私下裡估計，死亡人數為50000。
而這時，聚集此處的難民人數，估計已經達到了240萬。一場災難隨時可能被引爆。
在通往戈馬鎮的道路上，屍體並排沿街放置，長度將近100米。聯合國副秘書長彼得·漢森說：「我們正面臨著一場災難。」援助工作人員安德魯·米德爾頓的表達更為明確：「這是一個……噩夢。」
媒體不斷曝出最新致死數，而政府資源一時之間卻無法解決如此嚴重的問題，疾病造成的死亡人數持續上升。
盧安達難民的這場悲劇告訴我們：微生物仍然是人類健康的主要威脅。
霍亂的前世今生
霍亂曾經兩次「染指」諾貝爾獎：發現霍亂弧菌的德國醫生科赫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寫下經典名作《霍亂時期的愛情》的哥倫比亞小說家馬爾克斯則榮獲諾貝爾文學獎。
我國目前有兩種甲類傳染病，一種是鼠疫，另一種就是霍亂。
在《國際衛生條例（2005）》里，世界衛生組織規定：必須實施國境衛生檢驗的三種國際檢疫傳染病，除了鼠疫和黃熱病，就是霍亂。
1817年以前，作為一種地方病，霍亂曾流行於南亞地區，尤其是恆河三角洲區域。憑藉極高的致死率，霍亂給人們帶來了無盡的恐懼。為了抵禦這種恐怖的疾病，印度的加爾各答甚至專門建了一座霍亂寺廟，就像為天花疾病專門創造一尊「天花女神」一樣。
印度人自古以來就有生飲恆河水並把排泄物和死者屍體拋入恆河的傳統，這讓霍亂在印度更加流行。隨著英國殖民者佔領印度以及全球貿易的發展，霍亂走出亞洲，乘著東印度公司的商船來到世界各地。1817年以來，霍亂共有七次世界範圍內的大流行，造成無數人死傷，僅在印度，死者就超過3800萬人。其中，第七次霍亂大流行從1961年一直延續至今，波及了五大洲140多個國家和地區，報告病例數達到400萬例，實際發病數或遠大於此。
七次霍亂大流行
第一次霍亂大流行（1817—1823）：發生在印度孟加拉地區的加爾各答附近。在這次疫情中，霍亂兵分三路：北路一直隨著英國的軍事行動延伸到尼泊爾和阿富汗；海路的東路沿著航道傳播到斯里蘭卡、印尼、中國和日本；海路的西路延伸到北非東海岸，並在中東上岸，一路蔓延到敘利亞和裏海沿岸。可能是1823年年末的極端寒冷天氣限制了人類的活動，也阻擋了霍亂的腳步，這次瘟疫暫且停了下來。
這次疫情在人類還沒有反應過來前就平息了，但在事後看，這更像是第二次霍亂大流行的前奏。
第二次霍亂大流行（1826—1837）：在上次止步的地方，霍亂跟隨俄羅斯與歐洲其他一些國家的一系列戰爭，向歐洲西部蔓延，一路衝到了愛爾蘭，導致愛爾蘭10%的人口死亡。許多熬過了愛爾蘭大饑荒的人卻倒在了霍亂的手下。愛爾蘭居民紛紛乘船出海，逃到了美國，也把霍亂帶到了美國。霍亂接著迅速席捲美國西部，從加州到俄勒岡州，約有6000～12000人死於霍亂。在1832—1833年，霍亂又進入了中南美洲的墨西哥與古巴。
第三次霍亂大流行（1846—1860）：與前幾次一樣，還是從印度恆河三角洲開始蔓延。相比之前，這次疫情的蔓延速度明顯快得多。1854年是其中最黑暗的一年，僅英國就有23000人死亡。
大災往往孕育著大轉機。一位名叫約翰·斯諾（John Snow）的英國醫生，從第二次霍亂大流行時就開始研究霍亂。當時的防疫思路是古希臘的「瘴氣理論」，它認為所有的疾病都是空氣不好造成的。斯諾儘管已經意識到不是這樣，但限於當時的科技水平，找不到證據支持自己的判斷，於是，他用了一個非常巧妙的辦法確認病原。他找到一份地圖，在發生疫情的地方畫短橫線，總共畫了578條線。畫完之後，斯諾就發現了反常的地方：一家大型救濟院有500人，但是很少有病患；而另一個地方卻簇擁著大量病例，那麼在疫情的核心區，一定有什麼東西是所有人都能接觸的，而這個東西就是傳染源。斯諾經過排查，終於發現了一口公共水井。
斯諾帶著成果找到英國議會，要求議員們封鎖被污染的水源。議員們被說服了，關閉了那處公共水井，這一社區的疫情傳播也隨之終止。事後，人們在檢查水源時才明白，是排污系統污染了飲用水源，導致了疫情擴散。斯諾也因為此次貢獻，被譽為「流行病學之父」。
1858年，在工程師約瑟夫·巴澤爾杰特（Joseph Bazalgette）的主持下，倫敦開始建造一項驚人的大工程——下水道系統，以解決泰晤士河的污染問題。這項工程從開始建設到投入使用，耗時6年，總花費數百萬英鎊。下水道系統啟用後，泰晤士河的惡臭漸漸消失了，魚兒重新出現，人們也可以放心地取用河水，倫敦從此再也沒有暴發過大範圍的霍亂疫情。
第四次霍亂大流行（1863—1875）：從印度蔓延到那不勒斯和西班牙。當疫情於1866年蔓延到倫敦時，有關部門已經有了經驗。他們重點監控水源，發現從倫敦東部一個水庫中用水的居民，其發病率遠高於其他居民，就立刻下令所有人在用水前，必須先將水煮沸。這一命令被執行後，發病率迅速下降。斯諾的理論也進一步得到證實。
這次疫情最大的貢獻是推動了政府對環境衛生的立法。1875年，英國新的《公共衛生法案》頒布，涉及住房、通風、污水排放、飲用水供應、危險性貿易、觸染性疾病等多種公共衛生問題，是當時世界上最高效、最全面的公共衛生法。時至今日，我們許多建築設計規範和給排水設計規範，也都得益於此。城市變得越來越乾淨，人們的生活也越來越健康。
第五次霍亂大流行（1881—1896）：1881年，又一次霍亂大流行暴發，這一次斷斷續續影響了15年，直到1896年才平息。英國和北美因為建立了乾淨的城市用水系統，受到的衝擊微乎其微，但是德國就沒那麼幸運了，她幾乎是用疫情證明了斯諾的理論。
德國的漢堡直接從附近的易北河取水，另一座城市阿爾托納也在河邊，唯一不同的是阿爾托納有政府興建的過濾水工廠。結果是阿爾托納一個病例也沒有，而漢堡卻死了8606人。事實面前，懷疑者終於啞口無言。1892年，大城市漢堡開始系統地凈化城市用水，至此，霍亂再也沒有返回歐洲。
更重要的是，德國醫生科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