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群的大規模活動和傳染病的傳播流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十字軍東征時，返鄉的士兵把鼠疫從中東地區帶回了歐洲，導致歐洲人口幾乎減少了一半。而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這個病原體，通過宗教活動迅速傳遍了世界，並且造成了著名的非洲「腦膜炎地帶」。
2000年4月9日，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以下簡稱「美國疾控中心」）突然收到一則通知：歐洲一些國家的公共衛生機構觀察到大量腦膜炎病例（據報道，沙烏地阿拉伯有199例）。這些患者都是當年的麥加朝覲者，或者是和他們有過密切接觸的人。
到2000年4月20日，紐約市衛生部門也報告了3例腦膜炎病例，他們都和朝覲者有過接觸。
第一位是返回的朝覲者。他接種過腦膜炎球菌四價多糖疫苗，該疫苗通常對腦膜炎奈瑟菌的血清群A具有免疫力。
第二位是回國朝覲者的家庭成員，該患者從來沒有出現過這種疾病的癥狀。
第三位患者既沒有參加朝覲，其家庭成員和其他近親也沒有去麥加旅行過，但在疾病發作前5天，該患者可能與返回的朝覲者或其家人發生過接觸。
其實，早在1987年，血清群A引起的與朝覲有關的腦膜炎球菌疾病就暴發過。此後，沙烏地阿拉伯要求所有朝覲者接種腦膜炎球菌疫苗免疫。
但是，疫苗的配方因國家和地區而異。美國朝覲者接種的都是覆蓋血清A、C、Y、W-135的四價多糖疫苗。其中，腦膜炎球菌血清群A和C的多糖疫苗，臨床效率為85%～100%，可以說保護效率很高；接種W-135多糖疫苗，也可誘導機體產生具有殺菌作用的抗體。
既然保護如此全面有力，為什麼還會有人感染腦膜炎呢？
流腦的前世今生
假如要走出國門旅行，除了操心機票、旅程、名勝、打折商品店，是不是也該關注一下可能存在的疾病，提前「打好預防針」呢？
「腦膜炎地帶」
1987年，成千上萬人聚集在沙烏地阿拉伯，參加一年一度的朝覲。
這原本是個全體穆斯林普天同慶的節日，但在那一年，卻變成一場健康災難。朝覲後僅數天，超過2000個腦膜炎病例在沙烏地阿拉伯及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出現。
朝覲是伊斯蘭教的宗教活動，是全球各地的穆斯林前往聖地——沙烏地阿拉伯麥加的朝聖之旅。麥加是穆斯林最神聖的城市，朝聖是穆斯林最神聖的宗教義務。只要身體許可、經濟許可，所有成年穆斯林一生至少應該朝聖一次。伊斯蘭教曆的每年第12個月，來自世界各地數以百萬計的穆斯林都會聚集在麥加，參加朝覲。
然而1987年的這次朝聖，卻混入了一個不速之客——腦膜炎奈瑟菌。這種病菌隨著朝聖返鄉的穆斯林迅速傳遍了世界，並且造成了著名的非洲「腦膜炎地帶」。在非洲、亞洲部分地區，以及南美洲和蘇聯等地區，多次引發腦膜炎大規模流行。
非洲「腦膜炎地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個地區，那裡以腦膜炎發病率高著稱。該地區從西到東包括甘比亞、塞內加爾、幾內亞比索、幾內亞、馬里、布吉納法索、迦納、尼日、奈及利亞、喀麥隆、查德、中非共和國、蘇丹、南蘇丹、烏干達、肯亞、衣索比亞、厄利垂亞，幾乎覆蓋了整個中非。
我國每年也會有大量穆斯林前往沙烏地阿拉伯，參加朝覲。國家會對其做出全方位的防控指導，包括要求出境前做好體檢和預防接種，加強對傳染病防控知識的培訓；朝覲期間，加強病例監測和信息報告；回國入境時做好醫學觀察和隨訪等，以保障朝覲人員的身體健康。
發現腦膜炎病因
腦膜炎並不是一種新出現的疾病，許多古代文獻都描述過腦膜炎的癥狀。不過有據可查的第一次病菌性腦膜炎暴發，是1805年在瑞士日內瓦。當時的歐洲，流行「瘴氣理論」，認為所有的疾病都源自空氣不良。在微生物學發展之前，人們完全不知道是什麼造成了這些疾病，更沒有意識到這些疾病還具有傳染性。
第一個使用「腦膜炎」這個詞的人，是約翰·阿伯克龍比（John Aberbie）。1828年，他出版了一部神經病理學教科書，講述了自己對腦膜炎的認識。他在書中第一次用到了「腦膜炎」這個詞。此後，這個名字被大家接受，成了這類疾病通用的官方名稱。
直到1882年，人們才從受感染患者的腦脊液中分離出引發這種疾病的病原體。1887年，荷蘭生物學家安東·法伊克瑟爾鮑姆（Anton Vaykselbaum）首次將細菌感染視作腦膜炎的病因。1890年，人們首次發現該生物體可攜帶於健康個體的鼻咽中。
19世紀末，人們已經知道了幾種細菌可以導致腦膜炎。但是，腦膜炎非常特殊：只有在患者死後才能被診斷識別。這不叫診斷，這叫驗屍。醫生能不能在患者還活著的情況下做出正確的診斷呢？
海因里希·昆克（Heinrich Quincke）想到了一個好辦法：他使用空心針進行腰椎穿刺，獲取腦脊液進行診斷。腦膜炎終於可以在早期被確診了。
從血清療法到疫苗
診斷方面雖然取得了長足進步，但治療方面卻相對滯後。
19世紀的歐洲，醫生們有兩大「醫術」，一是催吐，二是放血。按照當時的理解，人的所有疾病，都是體液造成的，不是體液過多，就是體液被污染了，只要放血和嘔吐以減少體內的液體量，就能減輕炎症的壓力。所以在1805年日內瓦腦膜炎大流行的時候，醫生們就是用這樣的「療法」治療疾病的。
直到100多年後的1909年，學界鑒定了腦膜炎球菌在免疫學上不同的血清型。這為病理學家西蒙·弗萊克斯納（Simon Flexner）於1913年建立免疫血清療法奠定了基礎。
在20世紀初廣泛流行腦膜炎球菌性腦膜炎期間，許多科學家都在尋找預防腦膜炎的方法。德國的格奧爾格·約克曼（Ge Jon）和紐約的弗萊克斯納都研製出了免疫血清 。給動物注射能引發腦膜炎的細菌，可使動物獲得特異性抗體。這種抗體可以預防腦膜炎，還具有治療作用。而將馬匹體內產生的抗體血清直接注射到腦膜炎患者的腦脊液中，成為當時治療腦膜炎球菌性腦膜炎的主要方法，而且是首個有效的治療方法。在後來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抗體血清挽救了許多生命。
但是，免疫血清療法仍然有不足之處。主要問題還是獲取不易，成本太高，而且需要在動物體內培養並直接提取，因而無法控制毒性。
1935年，磺胺類藥物取代了免疫血清，成為治療腦膜炎球菌性腦膜炎的首選治療方法。這種藥物比抗血清更便宜，風險也更低。
到1941年，在亞歷山大·弗萊明（Alexander Fleming）發現青黴素後，免疫血清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徹底退出了治療腦膜炎藥物的行列。青黴素成了第一種常用的治療腦膜炎抗生素，這標誌著抗生素時代的開始。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軍隊中暴發過幾次腦膜炎球菌性腦膜炎。青黴素在其治療中立下大功。軍方報告過一次腦膜炎的暴發案例：在用青黴素治療後，感染的71名士兵中只有一人死亡。
正當人們以為「神葯」在手，開始輕視腦膜炎的時候，病菌的耐葯問題開始日益加重。20世紀60年代，磺胺類藥物開始對腦膜炎球菌性腦膜炎變得無效。現在，對於醫療保健專業的很多人而言，抗微生物藥物的耐藥性 已成為首要議題。治療的有效性還能維持多久，已成為人類必須面對的問題。
那麼，疫苗的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1907年，有學者嘗試使用腦膜炎球菌滅活全菌體疫苗和外毒素疫苗，最終因不良反應大、免疫效果差而被迫放棄。
20世紀60年代，戈奇利希（Gotschlich）等人在腦膜炎奈瑟菌的培養液中提取了大分子莢膜多糖抗原，成功研製出MPV-AC（其中MPV代表多糖疫苗，AC代表血清型）。
腦膜炎球菌可根據不同的莢膜多糖主要細分為8個血清群。這8個血清群分別是A、B、C、X、Y、Z、W-135和L。所以「MPV-AC」就是指這種疫苗對血清群A型和血清群C型腦膜炎有免疫力。隨後，戈奇利希再接再厲，陸續研製出以莢膜多糖為基礎的MPV-A、MPV-C和MPV-ACYW。
為了提高莢膜多糖抗原在1歲以下嬰幼兒中的免疫效果，20世紀90年代，美國奇龍（Chiron）公司和惠氏（Wyeth）公司利用白喉毒素的無毒突變體（CRM197），百特國際（Baxter）以破傷風類毒素為蛋白載體，成功研製出了MPCV-AC（MPCV代表多糖結合疫苗，也就是說多糖和其他蛋白載體結合，從而增強疫苗的保護效果）。
2005年，MPC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