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4日
中午12點10分，加瀨來訪，傳達外相的話：外相要派來棲赴美協助野村將軍進行會談，但美國的航班定於明晨從香港起飛，他要是趕不上這一班而搭下一班，須等兩周，那就太晚了。「出於技術性原因」，他必須在13日以前——這當然是指必須在15日日本國會開會以前——到達華盛頓。如果航班不能停兩天等來棲，而是先飛往香港，那麼就只能讓來棲先飛塞班島，然後乘驅逐艦至關島，在那裡趕上班機。我很清楚，我國政府是不會歡迎第二個計畫的。
杜曼打電話到華盛頓給馬克斯·漢密爾頓（Max Hamilton）。一定是漢密爾頓工作得力，因為幾小時後他就來電話說，一切都安排好了，航班飛離香港的時間將從5日延至7日。我立刻用電話告知東鄉，他似乎高興極了。
晚上9點，來棲因為將於明日清晨動身，前來辭行。他說，昨天下午東鄉才把使命交給他，當時他感到驚訝。此後他一直在研究有關會談的文件，這才明白自己碰到了一個難題。他說，自己此行只是要為會談增加一個新觀點，並盡量設法達成協議。看樣子他口袋裡並沒有什麼具體的新方案。假如飛機上能多找到一個座位，他還想把外務省美洲局的結城帶去當秘書。
以前與石油公司進行長期談判時，來棲曾任外務省通商局局長，後來先後在羅馬和柏林當過大使，簽訂三國條約的就是他，但我沒有理由認為他現在對納粹德國比對美國還好。他的妻子是美國人，女兒彌惠是埃爾西的好朋友。我們進行了坦率的長談，聽我講美國的立場時，他沒有激動，只是平心靜氣地闡述日本的立場。追溯到幣原外交時代以及幣原外交失敗的原因時，他提到中國人皆把這種外交看作軟弱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