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9月30日
至9月底，若要再為美日間自初春以來即已進行的所謂預備會談嚴守秘密，那就有點像鴕鳥了，因為這事現已傳遍全世界，近衛公爵關於「在太平洋某地」，其實是在美國領土上與總統會晤的建議，在日本軍政界也是眾所周知。這類事是不可能保密的，至少在日本是這樣，因為聽到消息的人太多了。但我們自己絕對保密：國務院關於此事的來電只有杜曼和我本人能啟閱，我的回電亦標明只交國務卿。
據我揣測，野村將軍處理他那一頭的事務時卻不怎麼內行，他曾多次延誤執行訓令，而且至少有一次還對工作起過阻礙作用。那次他竟自行提出一個新的協議草案，被華盛頓視為是在倒退而不是促進談判。等到我們得知此件並非東京所擬、東京並不知情，應予撤銷時，幾個星期已經被浪費掉了。據豐田將軍說，由於語言有困難，他想把會談移到東京。不過，國務院雖同意可以在東京舉行平行會談，但考慮到總統直接關心此事，仍非常希望主要會談依舊在華盛頓進行。因此現在會談多在華盛頓和東京兩地重複著，彼此電告情況，如此至少可以保證核對信息是否正確和完整。在華盛頓，總統和赫爾先生，有時是韋爾斯、霍思貝克、漢密爾頓或巴蘭廷同野村將軍或其助手若杉會談；在東京，則由杜曼和我同近衛公爵或豐田將軍或寺崎會談。
若把這些會談的背景分解為一些簡單的事實就一目了然：日本人發現，松岡（當然是在近衛公爵和大多數軍人的支持下）引導他們加入三國同盟，是下錯了賭注；果不出我所料，納粹分子在日本趾高氣揚，結果適得其反；美、英因日本進軍印支南部而分別實行經濟制裁後，日本政府終於開始看到惡果，不僅認識到與德國結盟，無論德國勝敗，日本都將一無所獲，而且感到英、荷、美施加的經濟壓力之重，絕非日本的經濟體制所能承受。
早在這些事情發生以前，會談實際上已開始了。一批有影響的日本人士曾勸說當時的大多數閣員與美國和好是符合需要的，松岡本人則長期堅決反對此舉，最後還是被勸說便不再激烈反對。儘管他仍舊對我說，根據他自己對三國盟約第三條的理解，美國若與德國開戰，也就肯定會有一場美日戰爭。但之後，與松岡在柏林得到的所有保證相反，德國竟進攻蘇俄，由於估計極端錯誤，松岡被趕出了內閣，以豐田將軍為外相的新內閣不久便加緊活動，爭取與美國達成諒解。
把國家引到了現在這種境地，近衛公爵要負重大責任，但既然有松岡當了替罪羊，首相也就繼續留任了，並且顯然並非不願支持和推動方針的轉變。日本正在迅速滑向與美英交戰的邊緣；我們還知道，天皇很久以前就告訴過他的大臣們，不管實行什麼政策，都絕不要使日本陷入與這兩國中任何一國的戰爭。我看毫無疑問，天皇對三國盟約並沒有好感，之所以允予批准，不過是因為松岡詐稱日本即將在經濟上被民主國家扼殺，德國必將戰勝英國，同時也是因為政府宣傳機構精心培植起來的支持極權主義國家的公眾輿論，尤其是軍部的意見，當時佔壓倒性優勢。
無論如何，反正新內閣成立後，近衛公爵和豐田將軍便開始全力以赴，爭取儘早與美國達成協議，聲稱願意滿足美國的一切要求，要把預備會談提升到高峰層級，由首相親自出馬，與總統在美國領土上舉行正式談判。就我所知，首次暗示要舉行這樣的會晤，是日方4月送來的早期草案中提出來的；後來又提出，預備會談達成諒解後，美日雙方的代表便儘快在檀香山開會，由羅斯福總統和近衛公爵揭幕。 不過，作為日本政府的明確建議，這個計畫是由外相在8月18日兩個半小時的長談中向我傳達的，據我們的記錄，此件又於8月23日由野村將軍提交總統。一個日本首相，在這個崇奉慣例和傳統的國家，竟能如此打破慣例和傳統，並且可以說是卑躬屈膝，甘願到美國領土上去拜會美國總統，就是一個標誌，表明日本政府已下了決心，要消除給我國造成的巨大損害，這種損害已經得罪並逐漸激怒了一個強國。
現在正是9月底，儘管日本政府聲稱自信已經全面滿足了我國的要求，會談卻幾乎毫無顯著的進展，預期的目標也並未清晰。之所以會如此，只因日本人有一種心理，致使日本政府不能讓自己把自稱準備承擔的義務用簡潔清晰的語言表示出來。他們提出方案，其措辭總是給爭論留下可以做最廣泛解釋的餘地，不是澄清問題而是讓人更糊塗，然後要我們接受這些方案，若不全盤接受，即表示驚異，並又著手安排，希望兩國政府首腦立即會晤。近衛公爵乘坐的軍艦已準備就緒，等著送他去檀香山或阿拉斯加 或總統指定的其他任何地方，隨行的高級文武官也挑好了，只待出發。
在此期間，我竭盡全力向我國政府描述日本國內形勢的實情。9月29日發的電報長達十五頁，可算我發過的電報中最長的一封。目的就是要對日本國內有關當前會談的情勢進行一個清楚的並自信是準確的陳述，但也講明我只是從日本使館的角度看問題，我呈上的意見完全服從於總統和赫爾先生廣闊的視野。他們得考慮似乎日益傾向於贊成對日本採取更強硬措施的美國輿論，當然還得考慮整個世界形勢，遠東雖與全局緊密相關，但畢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剛才有機會重讀了幾封我以前寫的函電，我曾在裡面指出，那時和解的時機已經過去，主張對日本實行強硬政策。我現在仍然相信我當時寫的每一句話，後來我還說過，日本政府現在致力於改變方針，包括與美國和解，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我國政府極明智地完全執行我所主張的政策，當時我提的意見，結語是這樣的：「倘使我們如此行動能促使日本現今的領導者終於失勢，日本國內就可能會發生一場思想革新，那時日美關係才有可能恢複正常，整個太平洋問題也從而得以重新處理。」松岡的失勢和倒台主要是由於在德國進攻蘇俄的問題上估計錯誤，但間接促使他垮台的正是美國的強硬政策，日本每採取一個侵略步驟，就用我們自己的一個步驟來對付它。我認為，現在有了一個促使日本思想革新、恢複日美正常關係、解決整個太平洋問題的良機。要做到這一切很不容易，在很大程度上要看日本是否感到我國的經濟措施真會使它在經濟上陷入絕境，但也絕不是不可能的，如果我們繼續施展妙腕的話。
我現在的這些主張並不是綏靖政策，而是「建設性的和解」。「建設性」一詞很重要。它有構建之意，要建一幢永久性的建築物，誰也不會那樣傻，竟想把它建在不牢固的地基上。與日本進行探索性的會談，目的就是找到一塊牢固的地基，要打下這樣的地基，就絕不能在美國政策所依據的基本原則上妥協。其次，正是由於我們實行了我所主張的強硬政策，所以才造成了有可能實現建設性和解的形勢。
對付這些困難而又非常複雜的問題時，不要忘記，外交實為國防第一線，我們的海軍只不過是第二線，我們的陸軍則可以說是第三線。如果作為第一線的外交奏效，其他兩線就不需要動用了；而作為前線後備軍的其他兩線一出現，又可以大大增強第一線。作為第一線的外交，必須負起責任，做到無須動用這兩個後備軍，我正是從這個角度來看待我在日本這裡的職責的。我不知道最後結果如何，也沒有哪個人知道，但在我的人生觀里沒有失敗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