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國務院所記原稿的大意）
1941年9月29日
提及在華盛頓和東京舉行的預備性會談時，大使指出：重讀一下今春以來關於此事的來往電訊，便可發現為安排近衛公爵與羅斯福總統會晤，日本政府的興趣是越來越大了，最近更是加緊努力，以求不再耽延。大使承認，在會談中，他只是起一個傳信人的作用，但他自然還是希望做一點建設性的貢獻，尤其是想盡量正確估計日方對會談有直接間接影響的那些因素和情況，供總統和國務卿參考，並設法促使日本政府採取美國政府視為達成兩國諒解或協議所必需的措施和政策。自1940年7月米內內閣倒台後，日本的對美外交一度暗淡失色。不過，今年7月近衛-豐田內閣成立後，對美外交又獲重獲新生，變得活躍起來。因此大使迫切希望，雖然新的基礎還不夠穩固，不足以使人堅信在此基礎上逐步構建起來的樓房能夠長存，但還是不要錯過這麼一個有利的時機。
大使記得他以前說過的話：在日本，鐘擺總是在穩健政策和極端政策之間擺來擺去；在目前的情形下，任何領導人或領導集團要改變擴張計畫，就休想能夠存續下去；只有設下無法逾越的障礙，才能阻止日本人永久盤踞中國和向南推進。大使還記得他有這樣的看法：採取積極措施維護美國未來的安全，固然要冒風險，但不那樣做，危險就可能要大得多；只是因為顧慮到美國的潛力，日本才不敢更放肆地侵犯美國的利益；只有顯示武力和表明決心在必要時會使用武力，才能制止日本執行其暴力擴張計畫。大使還記得他說過，美國這樣做，若能使日本領導層最終喪失威信，日本最後就可能發生一場思想革新，日美關係也就可以恢複正常，整個太平洋問題亦將隨之得到重新調整。
大使指出，美國已在非常英明地實行前面設想的政策。這種政策，加上世界局勢的發展，已在使日本領導層喪失威信方面發揮了作用。松岡外相下台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關於世界局勢的發展，大使舉了兩個例子，一是日本締結三國盟約，二是日本承認南京汪精衛政權。這兩件事都是發生在德國進攻蘇聯之前。德國一進攻蘇聯，便打亂了三國盟約的基礎，日本加入德意軸心，原是為了防備蘇聯，獲得這一面的安全，以避免受蘇美夾擊的危險。目前日本正欲擺脫極端危險的處境，以修正原先的錯誤。大使記得他曾向國務院報告，大意是由於國外事變的衝擊，日本的外交政策必然要改變；由於世界局勢轉向，到一定時候日本的穩健派可能會佔上風。他認為這樣的時機已經到來了。他認為，如果羅斯福總統和丘吉爾首相宣言所預示的那種重建世界的綱領能夠實行，現在倒是一個機會，可促使日本同走這條路。美國多年來的政策總是克制的，既耐心辯論、努力說服，又加上明示決心，必要時也會採取積極措施，已使日本的政治土壤適宜於播上新的種子。大使認為，假如細心栽培，新種子就可能開花結果，促成預想中的日本思想革新以及日美關係的徹底調整。
美國政府無疑也注意到，某些方面曾提出一種看法，在這個時候達成日美協議只會讓日本有一個喘息的機會。借這個喘息期間，日本將先借美國的協助從日中衝突中解脫出來，然後恢複和加強力量，日後一有機會又會繼續執行其擴張計畫。這種看法不一定能被駁倒。這派人又認為，由於日本國內經濟惡化，由於美、英、荷逐步加大經濟壓力而導致日本的財政、經濟、社會都有崩潰的危險，日本也將會被迫放棄擴張計畫。大使則進一步說，如果這個論點被視為是正確的，那麼美國為達其目的，就只能在兩種方法當中擇一而行：一是日益收緊經濟制裁的絞索；二是謀求建設性的和解，但這不是所謂的綏靖政策。
大使認為，自華盛頓預備性會談開始、羅斯福總統原則上接受日本首相關於兩國政府首腦會晤的建議以來，美國政府採納的是第二種方法。大使說，誠然美國始終沒有背離與日本談判一切問題的意願，儘管那時日本已經在從事武力擴張。他覺得，從遠大的戰略來看，美國如此明智的選擇看來是無可挑剔的。即使積極和解的方法現在或以後歸於失敗，但也隨時可以改用另一種方法，即逐步加緊經濟制裁。根據大使的意見，美日關係的發展趨向不論是好是壞，今後美國顯然必須長期保持備戰狀態。英國在世界大戰中終將獲勝，那時許多問題將會自動解決。想到這一點，就有理由感到莫大鼓舞。
大使承認，無論實行哪種對日方針，都必然會有風險，但他經過仔細研究後，仍相信如果討論中的兩國政府首腦會談能沿著預備會談的路線最後達成協議，就將大有希望，起碼可以防止遠東局勢惡化，甚至還可以確保今後取得積極的成果。大使提到他以前表示過的意見：關於美日關係主要的爭論點並非美國要不要制止日本的擴張計畫，而是什麼時候制止的問題。他提出這樣的問題：現在美國是正逢良機，可以不經一戰便制止日本的擴張計畫，還是即刻就得冒戰爭的危險？不利用現在的機會，美國是否將會遭遇更大得多的戰爭危險？大使堅信，這兩個問題的答案應該都是前者。
某些方面認為，在目前情況下，無論美國在太平洋採取什麼行動，日本都不大可能故意採取將會導致日美戰爭的對抗行動。大使說，日本和美國都會有人採取易於激怒對方輿論的行動，致使戰爭不可避免，他無法同意若放任這些行動——不論是胡來的還是經過考慮的——之後不一定會發生戰爭。在這點上他想起了「緬因號」事件和「帕奈號」事件。
大使強調了解日本人心理的重要性，日本人的心理根本不同於任何西方人的心理。對任何特定情況，都無法估計日本人會做出什麼反應，也不能用西方的任何計算尺度來預測日本人的行動。對於一個不久前還處於封建社會的國家來說，這並沒有什麼奇怪的。大使覺得，他的主要職責就是要盡量正確解釋日本人的心理。他說，在過去的歲月里，在呈送國務院的許多報告中，他都是力求這樣做的。大使總是抱著這個想法，所以不怕贅言，特提出以下需要考慮的各點。
在現在的預備會談中，如果美國希望或期待日本政府同意明確承擔義務，而這些義務又在原則上和具體細節上都能滿足美國政府，那就幾乎可以斷定，會談必將無限期地、無結果地拖下去，直至希望與美國恢複親善的近衛內閣及其支持者終於確定協議已屬無望，美國只是在拖延時間。在這種情況下，加上日本那種異常的敏感，那種丟了面子就不得了的古怪心理，不難想像日本的反應必將是強烈的。結果將是近衛內閣喪失威信，反美情緒突然高漲，這又很可能會導致激烈行動。這些行動究竟會造成多大損失尚難估計，其性質卻很可能會激怒美國人，同時報復措施和反報復措施又將會造成一種使戰爭難以避免的局面。邏輯上必然的後果將是近衛內閣倒台，日本建立軍事獨裁，其傾向和氣質都不是要避免與美國發生正面衝突。問題在於，這種情況甚至比羅斯福總統與近衛公爵的會談——如果按計畫舉行的話——不能達成十分滿意的協議更嚴重。換言之，問題仍舊是真誠談判而不能獲得完滿的成功，比起美國顯得不願進行這種談判的嚴重性是不是還要小一些。
大使繼續說，他曾無數次強調，他認為這些宣言必須按其表面意義來理解，在羅斯福與近衛會晤和正式談判以前，日本政府不可能把它將做的保證和將承擔的義務講得比之前各類表述更具體。大使解釋道，日本之所以持這種立場，據他私下得知，原因之一是前外相松岡在7月間辭職以後，曾向德國駐日大使詳述華盛頓會談到那時為止的全過程。由於有許多松岡的支持者仍留在東京的外務省，恐怕無論有任何消息，這些人都會毫無顧忌地泄露給德國人和國內極端分子，這就會使現內閣的地位難以維持。
日本政府雖已暫時接受某些原則，但在預備會談中提出的關於日本未來目的和政策的定義和模式，以及對這些定義的補充說明很抽象、很含糊、可做寬泛解釋，以致不僅不能闡明日本政府準備承擔的義務，而且反而造成混亂。大使同時又說，他已被告知，近衛公爵既然要與羅斯福總統直接談判，就能夠向總統提出保證，由於會談具有深遠影響的性質，這些保證不會滿足不了美國。至於這個說法是否準確，大使無法肯定。不過，他指出，特就日本與軸心國的關係而論，日本政府雖始終不肯保證它將公開拋棄三國同盟成員國的身份，但它既然表示想與美國進行正式談判，實際上也就是表示願意把日本的三國同盟關係化為一紙空文了。因此大使認為，近衛公爵直接向羅斯福總統提出保證或許比預備會談過程中答應的更為明確和令人滿意，這並非不可能的。
基於上述他完全有理由認為正確的觀察，大使認為，在預備會談中堅持或繼續堅持要日本做出只見於最後正式協定或條約的那種明確而具體的許諾，是達不到美國的目的的。大使認為，美國應對近衛公爵及其支持者公開表示的誠意和善意給予適當的信任，相信他們能按他們準備接受的基本原則制定日本將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