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6日
我覺得，現在已有充分的證據足以評價日本政府在7月2日御前會議上重新決定的立場和政策了，評價自不免含有幾分推測的性質，但仍然可以體現我見解的大概傾向。
由於德國進攻蘇聯，日本決策層及各派皆不知所措。在十天的商討和審議中發生了嚴重的混亂，即使這種混亂還不能被稱為內部危機，但從我們得到的證據來看，這種混亂現象也越來越明顯了。按我們的估計，局勢已經到了這樣的地步：松岡和平沼男爵之間的衝突已多少有點公開化了。現正鬧得滿城風雨，有人還說，平沼男爵曾發出威脅，要倚仗他內務大臣的地位逮捕幾個極端派的頭面人物。不過，該命令還沒有執行，因為他接到警告稱如果真的這麼做了，他就會遭到刺殺（據我對平沼的了解來判斷，這個傳說不像是真的）。但至少可以說，這些謠言，不管真與不真，都可能反映出在日本領導人當中存在尖銳的意見分歧。我們認為，在沒有統一的思想，也沒有哪一派思想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日本不會有積極有為的政策，以免捲入新的糾紛或承擔新的義務。
在結束上次大戰的過程中，日本取得了大國地位，躊躇滿志。此後，直到日本入侵滿洲的問題被提交國際聯盟的時候，人們才對日本在多大程度上涉足純屬歐洲的、與它關係不大的問題有了充分的了解。記得1932年日本退出國聯後便馬上宣稱，它要結束它對歐洲承擔的義務，要立足東亞。這次大戰爆發後，它又正式確認這個政策，並稱之為「自由獨立的政策」。這個政策執行了八年，表現得相當堅決，但到三國同盟締結時，卻來了一個急轉彎。這個同盟再次使它捲入歐洲事務，在德國進攻蘇俄以前已有一種看法在滋長，認為日本既與德意結盟，便承擔了一些本來可以避免的風險。
關於德國集團和日本集團，特別是關於日本在新聯盟體系中預期將居於次等地位的問題，德國和日本在概念上其實有很大分歧。實際上，日本也開始明白德國希望在中國取得特權地位而無視「東亞新秩序」。日本已開始懷疑：德國的諾言是否靠得住；是否德國真打贏了，就什麼都對日本有利了。松岡多次遇到挑戰：據說他在柏林時，希特勒曾勸告日本與蘇聯訂約，以改善蘇日關係，可是話音未落，德國就進攻蘇聯，這不是蓄意欺騙日本嗎？對此松岡不得不一再反駁。這並不是說，日本對德國的誠意已經完全失去了信心。我不想誇大其詞，但也不認為，這種信心如今還是那麼堅定，以至於他們可以贊成任何倡議，即便到了為德國的利益效力比為日本自身謀利還周到時，還覺得這個聯盟有理。
因此我認為，在德蘇已經開戰的形勢下，若不考慮上面說到的三個因素，就無法重新制定我們的日本政策。這三個因素是：⑴日本國內沒有一致的意見；⑵希望在日本已經承擔的義務所能許可的範圍內，盡量降低捲入歐戰的風險；⑶日本對德國的誠意的信任程度已在減弱。
據在東京的外國觀察家說，御前會議已決定，在攻打蘇聯沿海州以前，先持觀望態度，一面注視德蘇戰爭的總趨勢，一面推動「南進」。據說這個計畫的第一步是以印度支那為目標，要在金蘭灣及其他―些地方取得基地，但要逐步推進，以免和美國發生公開衝突。他們還說，這個推動「南進」的決定是針對德國的，其用意是要趕在德囯獲得全勝而能遏制日本的野心以前，把日本在南方的地位鞏固下來。
一般認為，德國最希望的是日本採取措施，轉移美國對歐洲的注意，而非催逼日本參加對蘇俄的進攻。如果德國的願望真是這樣，那就可以說，上述所謂御前會議的計畫倒正好與之相符。
但是，所謂御前會議的「重大決定」，也可以說是日本下決心要實行一種伺機而動的政策，靜待蘇聯的崩潰。要證實這種估計，也可以舉出幾點：⑴近衛公爵曾對派拉蒙影片公司的門肯（Menken）說，對德國和蘇俄承擔的義務日本都要履行；⑵松岡先生曾向蘇聯大使發表聲明；⑶外相7月4日還與某某某談過話，想通過這次談話造成一種印象：日本國內意見普遍一致，三國同盟各成員國之間完全相互信任。這就顯然和實際情況相反，使我們對他的話不得不持保留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