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5日
今天收到國務卿特奉總統之命寄來的、要轉交給近衛首相的信件。信中表示：近來聽聞日本有意進攻蘇俄，美國但願此說不實；美國政府希望能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更加可靠和穩固，深知日本也同有此心。如果日本有攻蘇之意，那麼這些希望也就隨之破滅了。總統說，若能從近衛公爵那裡得到維護和平的保證，他將深感欣慰。
我立即寫信，由可靠的人送交首相私邸，問他我可否向他當面遞交來自總統的信件，並請他指定會晤地點，只要能避免引人注意就行。不久，他的私人秘書牛場來了，稱首相很樂意見我，但又恐我去他的私邸仍將被人注意，遂擬尋個高爾夫球場，在那裡相會。可是不巧碰到星期日，所有高爾夫球場里都擠滿了人，第二天也是假日。因此近衛公爵認為星期二或星期三以前實難會晤。我說，這事很緊急，不能耽擱，但為免使首相為難，我想就由牛場本人把總統的信帶去。於是，我便把信交給了他，並對他說，我將整天待在大使館，等候迴音。晚上，回話來了：先為傳信表達謝意，然後就說等外相自御殿場返京後，近衛公爵的回信就立即儘快由外相交給我。
這種做法有點欠妥，牛場先生在傳達回話時為此表示抱歉。然而，他又說，在外交事務上，首相同外國大使直接打交道，在日本是沒有先例的。我便委婉而明確地提出意見，請牛場先生替我轉告近衛公爵：如果以為我是故意撇開外相，那就錯了。我的辦事程序與野村大使在華盛頓同羅斯福總統直接商談並無二致，總統甚至對野村大使說過，隨便什麼時候他都樂意會見後者。我毫不含糊地對牛場先生講明，如果近衛公爵認為不能直接答覆總統的來信，我深感遺憾。
我告訴國務院，我絕沒有把近衛公爵的態度看作故意拒絕答覆。這不過是日本的先例和傳統發揮作用的案例而已。想當初比爾·卡斯爾來日本時，身負特殊使命，以訂成海軍條約為目的。儘管茲事體大，他也只是同外務大臣交涉，並沒有謀求直接接觸當時的首相。
為了講完這件事，這裡還得記下：7月8日，松岡約見了我，把首相的複信交給我，請我轉交總統，信中大意是：迄今為止，日本政府還沒有考慮對蘇俄作戰的可能性。他還給了一份他在7月2日向蘇聯大使發表的聲明，意思也差不多，只是加了這麼一點：日本將來的政策主要取決於今後的事態發展。我問松岡，他認為所謂今後的事態發展會有哪些。他答道，可能連帶發生的事非常多，例如蘇俄會不會與英國結盟，美國會不會設法經由海參崴向蘇俄運送軍用物資，用以對付日本的盟友德國。松岡說，日本國內的實權人物正在對他施加巨大壓力，逼著要同蘇俄開戰，如果真發生上述他所想到的那些情況，極端分子的政治資本就會大大增加，他苦心為維持和平而做出的努力就會遇到比現在更大的困難。松岡還說，他曾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兩人都呼籲過，他現在的處境已經很困難了，希望不要增加他的困難。
經過這次和松岡的談話，我告訴國務院，我覺得很難相信此刻日本已經決定要和蘇俄打仗。
順便一說，在交給我的回信中，外相已按捺不住，竟問總統和美國政府是否真有介入歐戰的打算。7月11日，我接到國務院的回信，除別的話而外，還叫我告訴外相，無論美國採取什麼行動，都將純屬防禦性質。至於是否有參戰的打算，希特勒先生最能提供這方面的情報，只需要他能把今後打算採取的侵略步驟透露出來就行了。
然而，這個故事還沒講完。因為7月17日大橋又把我請到外務省去，交給我一份外相的口頭聲明。其中提到，日本政府不想就我方回信中所提論點進行討論，但美國政府或者任何別國政府若暗示可以濫用所謂自衛權，日本政府便不能置之不理，它既不能贊成美國回信中暗含的對德國的指控，也不能同意美國政府的下述看法：任何國家只是向美國暗示它應停止其自衛政策，就意味著把自己歸入企圖征服全世界的侵略國一邊。
當時稱病卧床的松岡在前一天晚上已經辭職了，他的後任很快就接替了他。這樣看來，上述聲明也很可能就是他在外相生涯結束時發出的最後聲音，其語調很尖刻，跟一年來我們大部分交往中他那種敵視美國的態度是一致的。他在政治上死了，作風至死不變，他的最後言辭結束了這個時代極為有趣的外交中一個有趣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