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1日
又有一年褪色成為歷史了，那是可怖的、殘酷的一年，但也是世界上一些地區表現了人性最優秀品質的一年，人們為了最崇高的原則——自由、寬容、正義，而表現了英勇、仗義、自我犧牲，以及戰鬥和必要時不惜一死的決心。我對英國必勝的信念沒有片刻動搖過。這種信念當然不是根據去夏那些黑暗日子裡的事實，當時我們還不知道那些事實，但在總統12月29日的廣播講話中，我們得到了我們所能得到的最好的新年祝詞，他說：「我相信，軸心國贏不了這場戰爭。我的這種信念來自最新、最好的情報。」
我們固然希望美國不捲入戰爭，希望與一切國家特別是與日本和睦相處，但要是甘讓自己受騙而產生一種虛假的安全感，那就是愚蠢透頂。正在往戰爭道路上走的是日本，不是我們，但這條道路對我們自己未來的幸福具有同樣的危害，因為日本走這條路時，打著「包括南洋在內的大東亞新秩序」和「大東亞共榮圈」等冠冕堂皇的幌子。那些建議實行綏靖政策的美國人，要是能看看日本要人在最近日本雜誌上發表的反映他們真實慾望和意圖的文章，哪怕是略看幾篇，這些愛好和平的同胞也會明白，綏靖政策是一條死路。實行這種政策的時機已經過去了，有些好心腸的同胞也許會責備我，說我不提建設性的意見而偏要危言聳聽，對這些人我偏要說，只有挫敗日本極端分子的計畫，使其聲譽掃地，我們才能指望在東亞看到和平。癌症若得不到控制，就會逐漸侵蝕它所能到達的一切地方，直至其惡性支配力再無敵手。但是，若在早期就控制癌症，使其不起作用，當建設性的而非破壞性的力量重占支配地位時，我們還是可以看到日本恢複健康的狀態。那時，正如我在呈總統信中說的，我們才可以著手同日本重建正常的關係，重新處理整個太平洋問題。
英國若在歐洲獲勝，誠然會使目前我們在這裡碰到的問題有所改觀，並使其大為簡單化，但是，我們是否能夠坐待英國勝利，是否應該讓日本在它現在覬覦的一切地區埋頭幹下去，恐怕還是一個終究要考慮的問題。我看這個問題將取決於日本前進的速度，在此期間，我們要時刻做好準備——準備對付任何事變。
我看戰爭的轉折點已經到來。假如希臘的參戰不算，那麼，總統12月29日的演說總該是轉折的標誌。我們從收音機聽過這篇演說；我又看了演講稿五遍，差不多能背得出了，自然又想盡辦法使它受到日本要人的注意，因為日文報紙發表的只是經過仔細挑選的摘錄。這是一篇驚人的演說，假設我對重選羅斯福是否明智有過絲毫懷疑（我沒有懷疑過），這篇演說也會把此種懷疑一掃而光。對那些想蒙頭睡大覺的同胞，這篇演說是一服強烈的清醒劑，也是一個無法反駁的警告。
12月14日，我給總統寫了一封信：
親愛的弗蘭克：
……關於日本及其所作所為。在我看來，事情正變得越來越清楚了，我們總有一天得攤牌，有待決定的問題只在於對我們來說是早點攤牌有利還是晚點攤牌有利。
從這個角度來看，決定該問題的主要因素可能如下：
（1）英國在歐戰中能否獲勝，何時可望獲勝；
（2）如果我們捲入對日戰爭，會不會妨礙我們在歐洲援助英國，以致影響英國的勝敗；
（3）我們自己的遠東政策與我們的戰備計畫、同現在和今後的美日海軍實力對比必須協調至什麼程度。
由於我們此處情報有限，對這些問題，我即使想做概略的回答也是沒有資格的。
從東京這裡觀察局勢，我們的看法可略述如下。
我總希望在美日關係中能有一點永久性的建樹，經過八年的努力，我發現，外交已被它根本無法控制的傾向和勢力擊敗了。我們的工作如同遭到一場颱風的猛襲，毀滅殆盡，根本談不上有什麼外交成績。日本已公開地、無恥地成了侵略國之一，成了那麼一個組織的一部分。凡是美國要維護的，它幾乎全要去摧毀。現在只有設下不可逾越的障礙，才能防止日本人在中國永久盤踞下去，防止他們在已被他們劃定的地區以經濟控制為政治統治的先導而推行其「南進」政策。像美國禁運所產生的那類經濟障礙，從長期看固然會給日本造成嚴重困難，但同時也有可能促使日本人孤注一擲，以求經濟上自給自足。
歷史可證明，日本的政策總是時而擺向過激，時而擺向穩健，但是從今天的情勢來判斷，我們認為較大的可能是更加擺向極端，而不是轉為相反的方向。近衛內閣，特別是松岡，不久將會倒台，但在目前情況下，日本的領導人——不論一個還是一群——若要完全改變擴張主義的計畫，就別想活下去。
我們自搞一套政策，日本有所行動，我們也在某方面進行應對，這種從容應對而又堅定不移的政策非常高明，而且已深深印入日本人的意識。不過，日本民眾中雖有很多人確實在為他們領導人的現行方針感到不快，卻仍舊無法說出他們自己的心裡話，也沒有什麼力量，看來這種狀況今後也還會持續下去。另外，德國人又拚命在這裡煽風點火，希望日本和美國打起來。我曾直截了當地告訴松岡：他的國家正奔向災難。他至少已經看到了，他為恫嚇我們而做的那些行為並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而是適得其反。
由此看來，除非我們準備和休·約翰遜將軍一起全部撤出「包括南洋在內的大東亞」地區（絕不會有這種事），否則我們遲早會和日本發生正面衝突。
我方採取逐步強硬的政策確實要冒難以避免的風險，特別是如「帕奈號」被擊沉那樣突如其來的打擊，那是會激怒美國人民的。但我認為，假如我們奉行放任政策，我們將來碰到的危險會大得多。
換言之，當日本推行「南進」政策的時候，我們若不採取積極措施以維護我們未來的安全，其危險就要比現在採取積極措施大得多。據我了解，美國人民絕大多數都傾向於採取有力行動。我看主要的爭論之點不在於是否必須阻止日本實行其計畫，而在於什麼時候去阻止它。
重要的是要經常牢記，我們採取「戰爭以外」的措施時，假如沒有為貫徹實行這些措施而不惜一戰的決心，就很容易被日本人看穿，他們就會繼續放手大幹，甚至由此得到更大的鼓勵。只有當他們肯定我們是有當戰則戰的決心時，我們的初步措施才會有收效的希望，才有可能消除戰爭的必然性。這也是1914年愛德華·格雷爵士 說過的話。
倘使我們如此行動能促使日本現今的領導者終於失勢，日本國內就可能會發生一場思想革新，那時日美關係才有可能恢複正常，整個太平洋問題也從而得以重新處理。
概括起來，我對現在和今後局勢的看法大致就是這些。我發回去的電報有些您一定已經看過了。在這些電文中，我們總想把這個崗位上所能見到的情景盡量描述清楚。如今，哪怕是日本人自己，右邊的人也往往不知道左邊的人在幹什麼，因此為獲得準確的情報，我們不得不在暗中到處摸索。他們所謂的「新體制」搞得一塌糊塗，政府內部爭吵不休，情況之糟令人難以置信。新增一項極權主義的措施，就新添一個響亮的口號來掩飾。一切都確實已面目全非，不是我們所了解和喜歡的那個日本了。
……您正在運籌帷幄對外事務，國家有您繼續掌舵，不致失去您那英明的遠見、堅強的決心和宏大的膽略，我深感慶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