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2月7日
有個「日本經濟聯盟」的重要成員，作為一個我稱之為「Y先生」的日本知名人士的中間人，和我接連談了幾次，我因這事又和國務院通了幾次信，並對當前政局做了一點簡單的分析。Y先生胸懷宏圖大略（或可說是計畫），想要去美國。他相信，只要實施這個計畫，美日關係就會立即好轉。他沒有把計畫透露給我們，不過我猜一定還是老一套，即請美國從中斡旋，與蔣介石講和。
我舉出很多理由，勸Y先生打消他的念頭，但後來他又修改了他的方案，說他還是想去美國，不過不作為什麼「親善使節」，也不搞宣傳，只是去了解一下美國公眾對日本的看法，以便取得第一手資料而向日本最高層彙報。我們知道他和最高當局交往甚密，且有影響力。因此我告訴國務院，我認為也許值得讓他去走一趟，當然完全是以私人的身份。這個建議被接受了，只是附有一些條件。日本人，甚至大多數政府高級官員，對美國輿論了解之差實屬驚人，所以凡是可以啟發他們的事，我都完全贊成。
也正是出於這個緣故，我還拿了一些美國大報重要社論送給這位中間人，其中包括沃爾特·李普曼10月8日文章的影印本，建議Y先生拿給他的朋友們看看。後來我聽說，那些社論已經被翻譯並轉給了幾個高級官員，他們發現自己那樣不了解美國的態度，也不禁愕然。我覺得我這麼做倒是一個極好的辦法。
我對政局的分析可以概括如下。
日本政府現正奉行危險的政策，終究要闖禍，有些日本人是認識到了的，Y先生的態度和他要去美國的願望就體現了這些人近乎絕望的呼聲。不過，他竟然自信他的「計畫」能立刻改善美日關係，這也表明，他們還是根本誤解了美國政府和人民的立場。他和他的同道都不能理解，我們不會僅為權宜之計就轉變方向，我們的立場是以植根於美國信念中的原則為基礎的。
在氣質上能夠領會這些基本事實的日本人恐怕為數不多。在他們的構思中，理解力或邏輯性微乎其微，因為他們的觀點是長期以來被管制下的、沙文主義的報刊塑造的。他們把我們的政策說成是盲目堅持陳腐的法規觀念，自私而又頑固地阻止日本進行正當的擴張，武斷專橫地不許改變現狀。
這些日本人始終堅持認為，就在表層下面，有一大批持溫和意見的人，如果美國表現出某種實際的友好姿態來支持他們，他們就隨時可以冒出來，奪極端分子的權，而美國人卻認為現在應該先由日本來做這種友好表示，他們覺得很難理解。
不錯，日本是有一大批穩健派，但不幸的是，這些人一如既往地既軟弱無力，又表達不出內心的想法。一度很不穩定的近衛內閣，由於延攬平沼男爵入閣，陸海軍兩大臣又公開表示支持，現已相當穩固，從目前形勢來看，我們相信，在現內閣被推翻以後，繼之而來的其他內閣也定然會以同樣的決心貫徹早已定下的方針，那就是，確立日本在「包括南洋在內的大東亞」的地位，它視此為理所當然，因為它已經成了現代世界的頭等強國，而領土上和經濟上卻依舊局處一隅。
至於日美關係，自從美國僑民部分撤出遠東以來，駕馭這種關係的策略已經有所改變。美國政策趨於穩固、從容卻又堅定不移，廢除1911年《日美通商航海條約》後所採取的漸進步驟就是這種政策的實施，日本現在正領略到其效果。對三國條約以及日本最高層政治家緊接著發表的挑釁性言論，日本國內的反應是一片驚慌沮喪，他們現在發覺，算盤打錯了，美國人並沒有被嚇倒，日本承認汪精衛政權後美國便立即貸款給中國國民政府，就是明證。
事情現已到了這樣的地步：日本人看到了現狀，必須想點什麼辦法防止發生最壞的情況，可是他們仍絕不會考慮改變根本政策，但又只有改弦易轍，才能改善同美國的關係。絕對不能設想，有哪個領導人或領導集團目前會出來主張撤出中國和放棄「南進」之夢。美日關係就這樣陷入惡性循環。任命野村將軍使美，也許意味著日本當權者在做最後一次努力，以防美日關係嚴重惡化，但若指望這位新大使有回天之術，能滿足美國的期望，那也是妄想。
關於這一點，我重複了我在9月12日電報中說過的話：堅定的政策固然不免會有風險，但放任的政策會在將來產生更大更嚴重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