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月1日
最近有個日本人說，日本當前最需要的是出一個像伊藤公爵 那樣的政治家。然而這種人物再也沒有出現過，也沒有將要出現的樣子，由於缺乏優秀的治國人才，日本註定要倒霉。政府軟弱，在掙扎中胡亂地進行戰爭。而在今天的日本，要控制住五花八門的各派勢力並把它們聯合起來，卻又非得有一個特具超凡之才的政治家不可。
日美關係的癥結在於，政府可以給我們安慰性的保證，可是全國就沒有一個力量夠大的個人或集團能確保那些保證得到充分的履行。幾乎毫無疑問，稍了解外交的日本人，不論在朝在野，絕大多數都想對美國友好，但是他們忙於鞏固自己的權力，之後才談得上掌握決策權並採取有效措施。然而，若非如此，也就無法獲致友好的邦交。邦交的增進，不能單靠表達善良意願的言辭。這點我已經告訴過他們，而且一直在說，但收效甚微。現在看來美日關係的前景並不美好。
前景究竟如何，正是我們此刻需要好好研究和關心的問題。
兩大任務
在進一步申述意見之前，我想先講明以下幾點。我認為，自己作為美國駐日大使的職責，也就是大使館的職責，包含兩個基本任務：第一，最大限度地保護和發展美國在這個地區的利益；第二，保持和增進美日之間的良好關係。即使在遇到這兩個任務互相抵觸時，也不能推卸對二者所負的責任。我們必須做到的是儘可能將這兩大任務結合起來。在分析問題和提出建議時，必須經常把這兩個主要任務放在心上。今後我國政府應奉行什麼方針，當然不能由大使館決定，而是要由政府根據更宏觀的政治去決定。
在制定今後美國在遠東的方針時，我認為我們政府應當經常清楚地考慮到兩點：首先是我國外交政策的根本原則，我國外交政策是以自己尊重法定的義務，也希望別國同樣尊重為基礎的；其次是現實感，即注意客觀實情。當原則與現實衝突而又無法協調時，必然出現這樣的問題：如果以讓步求協調，我們能夠或應該妥協到什麼程度？我們究竟是否應該在原則和現實之間謀求妥協？我國自身是一個統一的實體，現在我們充沛的國力都已達到了預期中的巔峰。國際道義，包括尊重法定義務和永遠不以武力作為推行國策的工具，對我們來說既是口號也已成信仰。
美國曾莊嚴地（借用威爾遜有些誇張的說法）承擔義務，要維護《九國公約》的原則，即主旨是要維護中國的領土和行政完整及「門戶開放」。這就是前面說的原則問題。
而情況的另一面是，日本並不想尊重中國的領土和行政完整，無論現在還是將來，它都毫無此意，只有將它徹底打敗，才能使它這樣做：在國際事務中，沒有比此點更確定無疑的了（假如說國際事務中有什麼東西可以確定的話）。使「門戶開放」在實際上得到遵守，現在和將來都面臨一個遵守到什麼程度的問題，這就要靠施展手段，而不能靠原則。這就是前面說的現實問題。
能打敗日本嗎？
歐洲的現狀不變，現在就看不到打敗日本的可能性。無論哪個國家，無論置日本於何種境地，軍事、社會、經濟、財政無論哪方面的困難，都無法打垮日本。日本在軍事上也許會遇到暫時挫折或出現僵持局面，由於中國人增加向日本施加的壓力，在一定時期內日本甚至會如軍事家所說「在戰略上撤退到預定陣地」。換言之，即退回華北、控制華北，這本來就是所謂中國事變的首要目標。日本也許會遇到財政困難和經濟蕭條：要勒緊褲帶，或許會困苦不堪；國內還可能發生日益高漲的社會動亂。現在還看不到日本會全面崩潰的前景。
我早已指出過，日本已開始出現通貨膨脹，以後我還要談到公債消化率下降、紙幣發行量大增、物價高漲，以及隨之而來的廣泛的物價管制措施，等等，這些現象都反映了通貨膨脹的進一步發展。試圖管制大米供求的措施正在激起廣大農民的騷動。然而我的意見仍是，即使局面壞到不能再壞，日本人還是會固執己見：在大陸上的冒險事業不能半途而廢，既然已經豁出去了，就得堅決干到底。使館中大多數人，包括我在內，都不相信美國一實行禁運，日本就會衰弱到不得不放棄其侵華計畫的地步，禁運即使擴大到斷絕美日之間的全部出口和進口，也不會收到這種效果。
統計學家為了使自己滿意，曾經證明並且還會繼續證明，外來的經濟壓力可以擊敗日本，但統計學家一般未能把心理因素估計在內。日本人是一個耐苦尚武的民族，至今仍在接受著「不成功便成仁」的武士道教育，這種精神世代相傳，早已成為根深蒂固的民族精神內核。自古以來，日本人就一直在應付層出不窮的天災人禍：地震、颶風、洪水、瘟疫、農作物病蟲害和幾乎連綿不斷的國內外戰爭。由於飽經風霜，他們慣於吃苦，對嚴密的組織紀律亦習以為常。每次都克服了困難。單憑統計數字來下判斷，很容易使人迷誤。
「東亞新秩序」
由美歸來後這幾個月，我仔細全面地研究了日本的輿論，包括政府、陸軍、有影響的非軍界人士、實業界和民眾等各方面的意見，可以肯定地說，有一點是各方一致同意的，那就是所謂「東亞新秩序」已經形成。這個詞可以有多種解釋，但它也有個最基本的概念，即中國的滿洲、內蒙古和華北永遠歸日本控制。在陸軍中，在政府和國民的某些人當中，這個詞的含義還要廣得多：這些人是要控制中國全境，或者說，要保住但凡現在或將來能夠奪占的地方，包括過去條約所規定的通商口岸和各國租界在內。對滿洲的控制，因有了「滿洲國」這個傀儡政權已經實現了；控制內蒙古，是留待將來解決的問題；扶植王克敏和汪精衛兩個政權，以控制華北和華中，則是其所希望和期待的。這些計畫當然含有日本長期甚至永久駐軍的設想，這樣才能強迫這些地區屈從日本。很少有日本人認為「東亞新秩序」的含義比上述最基本的概念還要狹窄。
苦藥丸需要包上精心製作的糖衣，日本人正是給他們的慾望和企圖裹飾糖衣的高手。他們說，有許多日本人居然也相信他們所做的一切都是旨在給中國帶來持久和平，是在為中國人著想。他們的戰爭是一場「聖戰」。他們還說，也有許多人相信，那樣做是為了防止共產主義蔓延到日本本土。這又未免太貶低了公認的日本警察管制和根除國內「危險思想」的能力了。他們會告訴你，也確是這樣說的，一旦汪精衛政權完全穩固下來，好鬥的、無法安分守己的中國人不再鬧亂子，美國的利益就自然會得到充分的尊重，「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的原則都將得到履行，天下也就太平了。這一切美夢據說都一定能實現。等著瞧吧，只要稍微耐心一點就行了。但我們可不吃這一套，我們沒有必要受這個騙。
日本的基本要求是什麼，我們自己能夠概括，也許比許多日本人還要概括得好一些。他們要的是：
（1）戰略上的緩衝地帶，以防備蘇俄來襲，特別是後者對滿洲的進攻；
（2）控制日本缺乏但中國出產的原料，以保障經濟上的安全，日本在經濟上是脆弱的；
（3）根除中國特別是華北境內的抗日人士和共產黨人的活動、宣傳。
當然日本極端分子嚮往的遠不止這些，但上述要求可以說是1931年滿洲之戰以來日本進行侵略的基本的和最低限度的目標。
等著日本陸軍和軍事體制有朝一日會在國內信譽掃地，就等於期待「千禧年」降臨。日本陸軍可不像狗尾巴，別以為砍掉這部分就可以防止狗搖尾巴了；它是和整個國家的結構不可分割地融為一體的，它盤根錯節，既切不斷，也不會因喪失信譽就萎縮。誠然，有很多日本人並不喜歡陸軍的行事方法並因此感到不安：強征大批健壯的青年前往中國作戰，造成大量傷亡；軍費日增又給日常生活帶來種種惡果和不便。但是，如果說可以把陸軍詆毀到某個地步，使其權力和威望就此一蹶不振，以致不再能掌控國策，或至少失去對決策的強大影響，那就是一種臆斷。我相信任何熟悉日本和日本人的人都斷不會有這種想法。這使人不禁感到主觀願望往往會變成信念，持這種臆說則不幸確是一個實例。在日本，如因社會動亂而發生政變，任何政變都會立即導致無情的軍事獨裁，這幾乎是毫無疑問的。
因此，在這裡我們便發現自己正面對一個問題——從目前所有的跡象來看，這個問題是永遠迴避不了的——那就是：當原則與現實彼此對立時，我們究竟應該怎麼辦？
首先，我不認為我國政府能夠或者應當或者將要在原則問題上妥協，也難以想像在今天這個時代我們會這樣做。而且我推斷，對政府和絕大多數美國人民來說，這也是難以想像的。我們無須這樣做。除非《九國公約》的條款經「正當手續」進行了修改，否則我們就應當而且必須尊重和履行我們自己在那個條約中所承擔的義務……
是否需要把日本孤立起來？
常有這樣的論調：應該而且可以把日本孤立起來，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