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17日
今天是個重大的日子，場面動人，充滿深情，艾麗斯和我都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天。我們使館下半旗誌哀。「阿斯托里亞號」載著已故大使齋藤的骨灰到了。下午1點半，在橫濱山下碼頭舉行接靈儀式。汽艇準時駛離「阿斯托里亞號」，該艦和近旁的日本巡洋艦齊鳴禮炮。（昨天艾麗斯去看過齋藤夫人；這位夫人真是了不起，這兩日儘管悲痛卻能夠自持，始終是那樣溫雅肅穆，實在令人敬佩。）
當美國水兵將裝著骨灰瓮的日式靈柩抬上岸時，我們全體排隊隨行，來到設在碼頭上的靈堂。一言以蔽之，堂前禮儀極為莊重，互致十分感人的演講詞後，接待委員會主席澤田方從「阿斯托里亞號」艦長特納手裡接過骨灰。眾人隨即走到靈前，依次鞠躬，然後排成送殯隊伍，由美日兩方水兵組成儀仗隊，日本樂隊奏著出殯進行曲，經過列滿人群的橫濱街道，向停在另一個碼頭上的靈車行進。
總統送的花圈排在前頭，外務大臣的隨後，再次是我的，美方的花圈自然是由美國水兵抬著。按我的提議，美僑由賴夫斯奈德主教、迪克·安德魯斯（Didrews）和伊格爾哈特博士（Iglehart）這三位旅居日本最久者作為代表。比米斯上校充當我的隨員。場面之莊嚴，周密安排的程序中每個步驟都井然有序，令人嘆為觀止。
艾麗斯和我乘喪車隨行至東京，外務大臣及其他高級官員齊集在東京車站迎候，此後日方人士即隨柩車赴齋藤家參加祭典，我們則覺得最好還是不要去攪擾人家的私事，遂在此處離開送殯行列。剛才有件事很有意思：供壇上特別擺了一瓶老帕爾牌（Old Parr）威士忌酒，那是齋藤最喜歡的牌子，有照片為證，香爐里還點上三支他愛吸的香煙。在美國人眼中，這似乎是旁門左道，但在日本看來，這卻是最虔誠、最合適的祭奠。按神道教教規，祭壇上應陳列食品，供死者享用，死者如愛喝威士忌酒，就要想盡辦法讓他得享。
艾麗斯和我，偕同比米斯和我國駐橫濱領事博伊斯（Boyces）及其夫人在「阿斯托里亞號」上與特納艦長安靜地共進晚餐。
總統寄信給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我真想拍個電報告訴他：「此時作為一個美國人，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感到自豪。」總統的信息未必有效，但我覺得，在當前危機中應該最充分地發揮美國在道義上的影響力。要是1914年我們就能這樣做，那場世界大戰說不定可以避免。現在若能這樣做，想來還是可以防止戰爭。凶兆就在眼前，希特勒可以卜算，如果他會算的話。不過我不相信他會算。
1939年4月18日
我讓使館再降半旗一天。葬禮在宏大的本願寺舉行，比以往任何祭禮都壯觀。日本最高層人士全部蒞臨。首先由高僧大德誦經，然後有田、我和堀田（齋藤的朋友和同期同學）依次走到靈前致悼詞。有田的悼詞文情並茂，他本人也激動得聲音發顫（其實我又何嘗不是這樣），他在結尾時念道：
春回大地，萬物復甦。您卻一去不復回。感念於此，滿腔悲痛。哀傷無限，無法言表。寥寥數語，敬祈來聞！
隨後便是眾人依次燒香，第一個是作為齋藤法定繼承人的十三歲長女，接著是他的母親、遺孀和幼女，再次就是有田、艾麗斯和我，依次下去。我們沒有去墓地，也是因為不便去打擾別人的家事。齋藤夫人的伯父岩永取了一些骨灰去，要埋在他們家族的地上。我所見過的最感人的喪禮到此結束。自「阿斯托里亞號」到達之時起整套儀式之莊重嚴謹，確實令人難忘。
特納艦長偕其部屬來訪。
宴請特納艦長。艾麗斯是座間唯一的女性，她當女主人，給了我很大幫助。事後，出淵說，我連陸軍大臣也請了，真是「妙策」。我是最後一刻才靈機一動想到請他的。外務大臣、宮內大臣、陸軍大臣、海軍大臣同時坐在一個外國人家裡，這在日本恐怕還是破天荒的第一遭。
艾麗斯備辦了一桌有甲魚的美餐，我也把各種好酒都端出來了，席上的確是佳肴美酒，可與一切盛宴相提並論。大家的興緻都很高。我舉杯敬祝天皇健康，有田以遙祝總統作答。在接待「阿斯托里亞號」期間，恐怕就只有這次宴會沒有人演說了！對日本人說來，正式宴會而無演講是不可想像的，但美國大使館也就是美國地界，而且這一夜是由我當獨裁者。不過，我們還是得屈服於攝影記者，這方面的壓力實在太大了。沒有什麼必要去得罪報界。無論如何，使館裡的場面總算得上是漂亮的：涼廊的桌上櫻枝吐芳，餐桌上則有小菊花裝飾。賓客分坐兩桌，每桌各十八人。席間，各類事物井然有序而又毫無官方場合正式、拘謹的氣氛。大使館以及這次宴會確實值得好好表揚。當然，和往常一樣，這都要歸功於艾麗斯。我對有田說，家庭主婦在男子宴會上拋頭露面的現象在日本恐怕不多見吧。不料，他竟答道，正相反，這是常有的事，在我們這種年紀，這是一個很常見的風俗。
1939年4月19日
外相設午宴招待特納艦長及其屬員。餐後坐在草坪上，大家講故事，新聞記者便乘機給有田、特納和我拍了一張很好的合照，還將其登在報上，加上「日美間的微笑」這樣一個標題。
晚上，海軍大臣米內大將在水交社 大擺筵席，以富士山、日光的寺院等最好的風景照片分贈艦長、「阿斯托里亞號」軍官餐室和准尉食堂。送給軍官餐室的那一張旋即掛在屋內的顯眼處，25日艦長舉行告別會時已經掛在那裡了。水交社的這次宴會上，餐後還有美女玩雜耍和日本舞蹈等精彩節目。海軍軍官總是比陸軍的人善於交際，這大概是因為他們常在國外遊歷。席上的氣氛亦極為歡暢。
餐後，米內大將把杜曼拉到一邊（海相的英語不甚流利），請他轉告我：他已經注意到我曾擔心日本有捲入歐洲紛爭的可能。他想告訴我，不必多慮，因為「日本的政策是確定的，國內圖謀實行法西斯主義因而與德意結盟的勢力已經『受到抑制』」。海相說，為了保持和睦，無論民主國家還是獨裁國家，日本都要與之合作，但又必須置身於這兩個集團之外，日本有它自己的思想體系，與兩者都不同。
我們後來向吉澤重述了這次談話。他說，暫不與德意結盟的決定，想必是剛做出的，因為之前他沒有聽說過。海相請人轉告我的那番表白，可以視為一個明確的跡象，表明日本不願捲入歐洲的旋渦。吉澤知道，在這個重大問題上，海軍的意見舉足輕重，但是我們也不要以為反共協定就再也不會加強了。
在談話中，米內大將又說，他們正深切感到，需要同美國恢複友好關係。當他被告知，兩國之間的糾葛，例如轟炸我們在中國的財產，並不難解決時，他答道這類侵犯美國權益的事他都知道，將會採取有效措施加以糾正，現在正在調查。
接著，海相又轉到限制海軍軍備的話題上，為目前還不可能實行軍備限制表示遺憾。他說海軍是一個「危險的玩具」，海軍的需求總是越來越多，結果只能造成財政破產，或引起一場大爆炸，因此終歸要達成協議才行。他反覆地說：「一定要裁軍。」
這是我們之間最重要、最有深意的一次談話，我認為它標誌著日美關係已出現新的趨向，甚至可以視之為日美關係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因為米內是可以信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