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3日
希特勒撕下了假面具。以前還說什麼他只是要收回原來屬於他的東西（別國住有德國少數民族的地區），說什麼他在歐洲不再有領土要求，他如今什麼都不說了，這個國際強盜已不再用這些諾言來欺騙曾經相信他的世人了。假面具已經扔掉，全憑大炮威脅，他侵吞了整個捷克斯洛伐克。美國在巴黎和會上為這個國家的成立出過一份力。匈牙利實際上已成為附庸；羅馬尼亞垂危；默麥爾 被兼并；波蘭受到威脅；立陶宛、丹麥、荷蘭、比利時眼看就要遭殃。是不是還要在亞得里亞海域奪取一個港口？這是否也只是個時間問題？不，我不相信墨索里尼會欣然同意。而英國這頭恬然昏睡的老獅子，現在也好像終於有點不安而動起來了，上月底居然怒目圓睜，輕吼了一兩聲：別碰那根骨頭（波蘭）。
在此期間，我被一個問題纏住，這是我到日本以來碰到的最繁難的問題之一：美艦「阿斯托里亞號」（USS ）載著已故大使齋藤 的骨灰即將到達日本，要為此安排程序。
美國政府建議採取這樣的做法是前所未有的（據我所知，確是前所未有，因為齋藤是在卸任後死的）。當我將此意向日本政府轉達、日方表示接受和感激時，我只是被告知「阿斯托里亞號」可在橫濱停留九天，即4月17～26日。此間卻立刻就有反應，而且照例是政治性的。日本人將此舉解釋為具有深刻的政治含義，反響隨之而起，感情上政治上都很強烈。朝野上下都以為日美關係已翻開新的一頁，親美熱潮席捲全國；熱情化為決心，人們一定要用具體行動來表達日本的感謝之情。遊藝、宴會、午宴、招待會、廣播、遊園會、觀光旅行等節目都安排出來了。
就在這個時刻，準確地說是3月26日，我們接到了國務院的首次告誡，他們要我們謹慎。這次告誡顯然是由一篇發至美國的新聞專電引起的，那條消息說，有二十串珍珠項鏈要送給「阿斯托里亞號」軍官們的夫人，大使館已經收下了。實情是這樣的：有個大阪珠寶商跑到東京來，拿項鏈交給我們的海軍武官比米斯上校，聲稱這是對美國政府的義舉略表謝忱，還說，只恨不能拿出六百條來，讓「阿斯托里亞號」船員每人都可以有。在日本，要是拒絕這樣的饋贈，就會被視為非常失禮，而且送禮者又須立刻趕回大阪。於是。比米斯上校便說，他可以把項鏈暫時保存在他的保險箱里，待與「阿斯托里亞號」艦長特納（Turner）商量後再說，海軍條例並沒有禁止收受這類禮物的規定。
但比米斯並沒有收下項鏈，他講得很清楚，只是暫為保管而已。我們不相信特納艦長會收這種禮，當時的想法是可以等他來了以後，再把項鏈悄悄地退回去，這比斷然拒絕要好一些，不致使人太難堪。我們沒有理由認為這種事也會變成宣傳材料。不料那個珠寶商卻向報界講了此事。這就很清楚了，不管他送禮時是何心情，事實上他是在藉此機會替他自己和他的商店打廣告。我們便趕緊派了一個海軍譯員到大阪去退還項鏈，他成功做到了。這段插曲算是到此為止。
可是，一波剛平，一波又起。親善感激之情既熱烈又廣泛，竟發展到要開群眾大會來表示謝意。一百一十七位知名的國會議員和其他人士組成一個委員會，以年邁的金子伯爵為主席（他久負盛譽，號稱是美國的摯友。雖然根據1932年的慘痛經驗，我知道他根本就不是什麼朋友），精心籌劃，要大搞演奏國歌、揮舞國旗、組織學生隊伍、發表演說等活動，再繼之以柔術和其他日式武術的表演，下午還要同「阿斯托里亞號」船員舉行大型田徑賽或棒球賽。
我立即感到，這樣的集會肯定不符合我國竭力避免的大肆宣傳之意，也違背「阿斯托里亞號」來訪的本旨。如此大張旗鼓的行動將會使美國人民十分惱火，他們定會有這樣的反應：「廢話少說，用行動來表示你們的謝意吧。」
因此我就趕緊處理，同時也充分認識到，要應付這種新局面必須盡量巧妙，得給日本人先鋪上了某種緩衝器，提前泄掉他們集結在心中的情感，否則就只會引起氣惱和怨恨，我們的義舉所產生的積極效果就會再遭損害。自然免不了要打許多通電話，開許多會，但我至少做到了推遲委員會的葉山之行，他們正打算要去那裡把計畫告知金子伯爵。
在一次與吉澤的大使館午夜會議上，杜曼也參加了，我們暫時接受了一個折中方案：舉行一場不加渲染的運動會，只由金子一人致辭，特納艦長略致答詞。第二天早晨（那是個星期天），便把委員會的幾個人硬從床上拉起來，在使館開了一個會，我對他們說：這次遇到的是一件嚴肅的事，任何招搖性的舉動都應當避免，大肆宣傳只會使美國政府和人民覺得日本誤解了他們的一番好意，請千萬不要那樣做。這次會是在我徹夜未眠之後開的，那晚我通盤考慮了這個問題，早上5點鐘起來後也一直在忙。委員會成員，至少有些成員，聽了我的話以後顯然有所感動。植原是日本最有才幹的法學家之一，他明白了此中道理，向我保證定要再開一次會，傳達我的意見，提出修改方案，然後送給我看。在此以前，他們不採取進一步行動。如此便至少延緩了委員會的葉山之行，他們正是要在星期日清晨去向金子伯爵報告原定的計畫，我把他們從床上拉起來開會的緣故就在於此。
這是今天即4月3日的情況。明天我還要去找日方接待委員會的主席澤田，私下「非正式地」把整個問題在他面前攤開來講清楚。我想，要制止這次活動，有些話恐怕就得開門見山地講。我愈加確信，即使只舉行「一場只有一個人致辭的不事張揚的運動會」或任何一種群眾集會，也會損害我們當初的好意。持國旗、唱國歌、遊行等場面照例是會有的，這些情節定將出現在美國報刊上，還是會給人一種在政治上大肆宣揚的印象。只要在這裡不致太得罪人，我都要儘力阻止所有這一套，最低限度也要使其一切從簡，揮舞國旗、學生遊行等一概免掉，除金子伯爵致辭、特納艦長略致答詞外，不再有什麼演說。如果要我允許「阿斯托里亞號」官兵赴會，就得給我明確保證，一定要做到這幾點。事關重大：我只希望我國政府以美國巡洋艦送回齋藤遺骸這樣的舉動能產生好結果——在日本和在美國國內的結果都一樣好。在這點上我確實處在兩難境地。這個問題不容易應付。不過我總覺得，日本人要對我們的義舉表示謝意，至少要按照上述精神來做，否則都是事與願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