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30日
9月世界大事的重點在於歐洲危機。如今，對我們來說，重點又轉到日本來了，但我寫到這方面的時候已是11月底，這兩個月來發生的事情又那麼多，實難一一記錄下來。大事自然是漢口、廣州相繼陷落。日軍突然在大亞灣登陸，直搗廣州，幾乎暢行無阻。日本公眾當然以為戰爭將就此結束，精心炮製的提燈遊行慶祝在東京搞了幾天。雖很難說蔣介石的軍隊能存在多久，但至少還存在，有些撤退了，但沒有被殲滅，只要那些軍隊還存在，就無法想像日本敢於削減它的前線兵力和佔領軍。
10月初，我國採取了最重要的外交行動。剛開始是國務院發來一封長電，日期是10月1日，要我找機會向外務省提交一份長篇照會，內容幾乎涉及有關日本損害美國在華利益的全部問題，包括「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原則、日本人對各種企業的壟斷、外匯管制、關稅率、電話和電報通信、碼頭和航運、長江貿易、對要求回中國去管理其資產的美國人的種種限制、對鐵路運輸的干擾、郵電檢查等內容。
擺在我桌上的電文是這樣講的：總統根據上述情勢，要求日本政府立即採取措施，履行它許諾的維持「門戶開放」和不損害美國利益的保證；美國政府相信，從美日關係著想，儘早答覆將是有益的。我沒有什麼理由不相信這個信息是來自總統的。以前為了另一件事他也這樣做過，而且我想這次要提的抗議既然如此重要，用他的名義、以他的威望提出，也是完全合理的。實際上，我還立刻想到這是一個好機會，可以藉此請求立即謁見首相。他仍暫兼外相，只是還沒有接見過外交官。
其實，這封電報根本不是總統發的。之所以出現「總統」二字，純粹是因為譯錯了電碼。
但當時我還是立即求見首相，理由是我要向他轉達來自合眾國總統的信息。近衛公爵當然無法拒絕，如此我就無須冒僭越外相之嫌而又能在他這個首相面前將我們在中國的處境和盤托出，這方面的情況他很可能還了解得很少。最初他們說首相整天不得閑，經我堅持，終於答應給我半小時，即下午1點至1點半。那正是在他因別事要去覲見天皇之前，這就更好了。為免惹人注意，他們派掛上普通牌照的首相專車來接我，引我穿過官邸花園，從屋後暗梯進入他的辦公室。
我的口頭抗議，近衛公爵全都聽了。我說，這還要寫成照會並送外務省；為準確起見，又照例留給他一份我的談話的非正式記錄。近衛公爵聽完後說，感謝總統發來此訊息，他感到榮幸；又說，雖然換了外相，無論對中國之事或對其他國家，日本的政策都不會有任何改變，日本將堅守已經向我們做過的關於在中國維持「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的保證。（奇怪的是，在一個月以後的11月3日，他就改取新政策，背棄他做過的一切保證。國際間的諾言原來不過如此。）
首相說，由於中國的戰局，恐怕一時還難以滿足我國的全部要求。但他明確保證，這種延誤不會太久。他說，他將一如既往地希望並打算繼續儘力改善日美關係，他是非常重視兩國關係的。他還說，我提出的各點有許多他還不甚了解（當然不了解），但他願意研究。後來我聽說，這次談話後，近衛公爵即命外務省就我提出的各個要點和爭執問題寫出一份報告。
向國務院彙報時，我稱國務院電報來得正是時候，還說明了為什麼正是時候。未料想三天後國務院又來一封急電，稱總統根本沒有發過什麼信息，這可把人嚇了一跳。不過，國務院也猜到，肯定是前電有弄錯之處，但它自然不希望減損已經獲得的效果，因此已向總統講明，而總統對我利用他的名義也表認可。要不是他認可，我的處境真不堪設想。但我揣測，當總統聽到這個故事時，眼裡想必還是會閃出一絲喜悅。至於日本外務省，我相信他們仍會覺得那次會談有可疑之處，吉澤在私下談話時就曾對杜曼說：「我們有點不大理解，為什麼大使的口頭抗議說是來自總統的，而10月6日補來的照會卻又隻字不提總統？」至於我們那個以為「總統」一詞無誤而不做複查的譯電員，我對他說：「這次算是上帝保佑你，下不為例。」
關於照會，我們向國務院提過一條建議，大意是，照會說到日本人在「滿洲國」的壟斷企業時，應只將其作為例證，而不要使人覺得正當國際聯盟對日本實施《國際聯盟盟約》制裁條款之際，我們又來重新爭論整個滿洲問題。換言之，就是要講清楚，我們只是擔心在滿洲發生過的一些事情可能會在華北重演。國務院說，它提到此點也純粹是舉例而已，准予修改，照會便在10月6日送去了。現在，這個照會已經成了具有世界意義的文件。因為有關各國都看到了，這次交涉必然是要在中國「門戶開放」這個問題上攤牌。有幾個同僚還對照會的內容表示稱讚，認為措辭也很巧妙。這是國務院草擬的，並不是出自我的手筆。跟我們一樣，英國人和法國人也切盼日本早日答覆，後來直到11月，我們才接到日方的答覆。
早在10月4日我就告訴過國務院得有思想準備，日本人很可能在漢口陷落前先攻取廣州。這當然就會切斷從香港把軍需品運進中國的補給路線。
10月間發生的事很多，我無暇在此逐日記述。和克雷吉談過多次，我們之間一向保持著最密切的聯繫。除照常不斷抗議日方轟炸和侵犯美國在華財產外，我還在外務省進行過幾次重要會談。問題堆積如山，當解決的日子最後到來時，還會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又有個美國教堂被日本飛機炸了，據我們所知，那裡和中國的任何軍事目標都相距甚遠，傳教士尼許斯（Nyhus）的幼女菲比（Phoebe）被炸死，菲比的母親和姐姐受傷。這件尼許斯事件使我比往常更加悲憤：目擊者敘述日軍獸行的報道不斷傳來，還有照片為證，讓我怒火中燒卻又無可奈何。要不是在東京還有一些同樣為此痛心的、善良的日本人和我們在一起——或許他們更難受，因為這關係到他們本國和他們自己的臉面——我們真會感到很難在這個職位上繼續待下去。有時我實在忍不住了，便向幾個日本朋友發泄不滿。他們一定以為我是受了中國宣傳的蠱惑，難免誇大其詞，因為他們自己根本無從得知實情。外國雜誌如《讀者文摘》（）之類，即使能收到，其中如有犯禁的文章，審查官也會在投遞前把這些文章統統撕掉。他們只有親自到外國去，或者找歸國的日本人談，否則就沒有任何門路可以得知真相。而真相又是那麼令人作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