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15日
看了最近放映的關於帕德雷夫斯基 的影片。其中，有個情節使我想起了我自己和這位音樂大師的交往中也有件與此極為相似的事。我在童年時代就知道他的名字，因為在當時的美國，他的名字（當然讀音是錯誤的）已家喻戶曉，無人不知其為當代首屈一指的鋼琴家。艾麗斯記得，她是在波士頓的布倫斯威克飯店見到他的，對他那光亮的金髮印象很深。我第一次和他接觸是在1917～1918年大戰期間，那時我是國務院西歐司司長，兼管美國人捐助給敵占區朋友或教友的救濟金。這種救濟金的數目當然要限制在最小限度內，以免「援助和慰勞」了敵人。
帕德雷夫斯基常常捐款給德佔區的波蘭人，通常是五六萬美元。相對來說，數目是不大的；他總是在其所處位置上以合適的方式為波蘭人抗辯，常淚流滿面。他出來抗辯，波蘭人便有了理想的代言人。
我第二次碰見帕德雷夫斯基是在巴黎和會上，又聽到他在為波蘭人發聲。不過，這次是為了他們國家的獨立，結果也很好。後來他當了波蘭的第一任總理，是這個新建國家最理想的名義首腦，但這一角色他當得並不成功，因為他那慷慨無私的心腸不適於政治舞台：他跟畢蘇斯基 合不來，1919年年底便辭職了。
1924年我任駐瑞士公使時，又曾偕艾麗斯赴莫爾日參加一年一度為帕德雷夫斯基舉行的生日宴會。通常他會放煙火，但那晚下雨，晚餐就在屋內。飲香檳酒時，我提議為他的生日敬酒，講了幾句話，提到這位大師在美國深受愛戴，又說我一向知道他是個偉大的愛國者、大慈善家、大演說家，但他作為音樂家的一面我們就無所知了，因為他主要是在美國演奏，而我們卻是在國外生活，所以他的演奏會我總是未能躬逢其盛。帕德雷夫斯基起來致答詞，對我那點頌詞也照例激動得老淚縱橫；他把夫人叫過來，對她說：「最近哪天晚上有空，就專請格魯先生和太太來同我們在一起，我將為他們彈上一整晚！」
這是個絕妙的好主意，我相信他當時是真心實意的。但不久後，我就奉調回華盛頓任副國務卿，還未實現莫爾日之約就走了。後來我們的長女伊迪絲去世，艾麗斯在關閉伯爾尼的公館後，帶著其餘的女兒乘船回國，一路上傷心極了。在她們到來的前一晚，我趕往紐約，看報知道帕德雷夫斯基也到了這裡，而且那晚就要在卡內基音樂廳演奏，便獨自去聽了。奏完後，我又像《月光曲》影片中那對夫婦那樣走到鋼琴下面去聽他重奏。帕德雷夫斯基看見我在那裡；他一定已經得知我們的喪女之痛，大概也還記得他曾經約過我們。總之，他重奏了大半個鐘頭，而且是彈給我聽的。這是我終生難忘的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