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3月1日
雖然叛亂只有短短四天，但我們使館中人覺得，自上周二晚以後，即齋藤夫婦和鈴木夫婦來做客的那個歡樂一夜後，恍若隔世。如果時間是用事件來劃分的話，自那時以後，一個時代確實過去了。世界上許多地方都有此類事情發生，天災人禍，層出不窮。我們這些局外人只能冷眼旁觀。我們清早讀報，感嘆一聲「多麼慘的災禍啊」，回頭還是該幹嗎幹嗎去，心中並無多大波瀾。只有身臨其境，聽到慘遭殺害和表現英勇的人是自己的朋友，而這一切幾乎就發生在自己眼前時，才真會感觸至深且久久難忘。
把朋友們的敘述慢慢拼湊起來，現在可以一睹這次刺殺事件的概況。這些故事不僅足以提高被刺者的聲譽，而且顯示出日本婦女的優良品質。例如齋藤子爵夫人，她就曾挺身在前，擋住她的丈夫，對襲擊者說：「殺我吧，我替他。國家不能沒有我丈夫！」並且真把手放在槍口上，直到受傷後才倒在旁邊。又如渡邊夫人，她把丈夫抱著躺在地下。兇手開槍時，只能先射穿她的身子，才能打到她的丈夫。
鈴木將軍的故事應永垂青史。安藤大尉拿手槍對著他，與他討論時局，談了十分鐘，談不下去了。鈴木便問：「你還有什麼要說的嗎？」安藤答道：「沒有了，長官。」鈴木說：「那你就開槍吧。」安藤便開了三槍。一彈擦破頭蓋，沒有鑽進腦髓，一彈穿過胸部打進肺里，第三彈射入腿中。胸傷最重，失血過多，只有輸血才能救他的命。現在看來，他也許可以脫險。刺殺高橋的行徑非常殘忍。開槍還不夠，還用刀劈。完了，刺殺者居然還向他的家屬道歉，說「打擾了」。
我們還得說下去，看看這究竟意味著什麼。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日本必須實行某種「新政」，若不然正如相澤案中被告的律師所預言的那樣：同樣的事件仍將一再重演。我對廣田有信心，但他所負任務之艱巨，實為前人所未遇。但他有極好的機會，與富蘭克林·羅斯福上台時碰到的時機有類似之處。若能有效地、順利地解決問題，他何嘗不能作為大政治家而載入史冊？
「二二六事件」之類的事究竟為什麼會發生在日本？翻翻教育日本青年的那些歷史書，再好好思考，就不難理解了。書中充斥著這類事迹，自上古起，不是刺殺，就是自殺，或出於報復，或因忠於主公，或表示對某一情況負責，真是荒誕（日本本來就是一個矛盾百出的國家）。少壯軍官們自以為，他們那樣做是在為天皇效力，是要清除天皇左右的所謂惡勢力。然而，後者卻正是天皇自己選拔出來的。軍官和這些人之間也並無私人恩怨。他們殺了齋藤、渡邊、松尾（首相的妹夫，被誤認作首相）之後，仍給死者燒香；在高橋家，因找不到香，還一定要在這個被殺的政治家身旁點上蠟燭。若要防止今後再發生此類事件，不僅國內社會和經濟方面必須實施新政，而且日本式的學校教育和軍事教育都應進行根本改造。
事變中也出現過一些可喜的事。其中之一是大使館人員同心同德，在行動上和精神上都團結一致。包括海陸軍武官、商務參贊及其助手在內，我們大家一起工作，夜以繼日，密切合作，彼此互通所掌握的信息，只求有利於全體，毫無部門本位思想。累了四天，雖然都已精疲力竭，但誰也沒有表現煩躁或發生齟齬。當然，東京和倫敦、巴黎不同，在這個地方讓這群人融為一體比較容易，而我們在這裡也確實是團結的。我們的班子是由各種類型各種性格的人組成的，但彼此意氣相投，融洽無比。我想，此中奧秘之一就是一群人凡能常在一起玩，也就幾乎一定能在一起好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