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27日
在倫敦海軍會談中，不管日本的態度如何頑固，我國政府和代表團都應毫不動搖，堅決主張現行的海軍比例保持不變。我國政府和代表團決定，日本政府通告廢除《華盛頓條約》這一行動，已自然地造成了一種會談應當無限期中止的新局面，遂使日本人空手而歸。對我們從所處位置觀察倫敦會談如何發展的人來說，這種結果令人特別滿意。
首先，浮上我心頭的想法是，美國現在和將來主要有兩條路可走。一是準備退出遠東，也許是體面地、逐步地退出，但終歸是退出，聽任我們的條約權利被取消，「門戶開放」原則被廢棄，既得的經濟利益化為烏有，商業活動喪失保障。有人主張走這條路，而且私下向我鼓吹過，理由是任何別的政策終將導致難免與日本一戰。弗蘭克·西蒙茲（Frank Simonds）就曾強調說，這種危險幾乎是必然存在的。在他們看來，冒這種危險是「得不償失」的，因為美國放棄它在遠東的各種利益並消除未來的戰爭危險之後，還是照樣可以過得很舒服。
另一條路是始終堅持維護我們在世界這部分地區的合法權利和利益，意志堅決但不咄咄逼人，在切實可行的範圍內積極地、循序漸進地促進這些利益的正常發展。
已有許多跡象表明，華盛頓的現任政府想走第二條路。因此我想，我們可以拋開退出遠東那個假設，在估計前景時可以相信，我國政府絕對無意放棄美國在遠東的合法權利、既得利益、不受歧視而均享機會的特權和商業的健全發展。
就我們自己的態度而言，走這第二條合乎邏輯的道路，不會也不應該與睦鄰政策有什麼矛盾之處。既然決心支持和保護我們在遠東的合法利益，就難免時常與日本發生摩擦，但這個決策是可以而且應當採取絕不犧牲原則以及爭取將美日間摩擦控制在最小限度的辦法來實現的。
日常執行這一政策就是外交的事了。外交有時很難辦，但總歸是重要的，因為政策能否實現，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用什麼方式方法來處理我們已經碰到的以及今後還會繼續碰到的各種問題。日本人有明顯的自卑感，在表現時又披著同樣明顯的優越感的外衣，因此會極為敏感，伴之而來的便是咆哮、恐嚇、沙文主義、懼外、仇外和有組織的全國性宣傳：由於這一切，處理懸案的方式方法就很關鍵了，其中大有講究，儘管就爭端的性質來說它們往往並不值得那麼小心翼翼。我國政府完全了解這個事實，從現政府就職以來發給大使館的訓令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得出來，而我們執行這些訓令或相機行事時，也經常考慮到上述情況。
但在我們日常外交的背後有一個頭等重要的因素，即國家作為後盾，並以國家的軍備來顯示和加強這種支持。我認為，我國軍備的基本要素應是在原則上維護現行的海軍比例，最後在實際上、在與日本海軍力量的對比上達到並保持現行比例。在這種背景下，也只有在這種背景下，我們的外交才能有把握做到說話有人聽並言出必行。最近報紙報道，美國陸軍總參謀長道格拉斯·麥克阿瑟 將軍說：「陸海軍保持精銳，就可以給政治家的和平言論增加分量；危機臨頭才急切如狂，加緊建軍，那就只能招致敵人進攻。」我們需要充分的準備，不是為了戰爭，而是為了和平。
不住在日本的人很難理解這個國家目前的情緒。聽說有位美國參議員最近建議，我們應當給日本同等的海軍比例，以免將來發生戰爭。姑且不論這位參議員對我國在遠東應奉行的總政策的見解如何，他公開講這種話，就足以堅定日本的立場，助長擴張主義者的侵略野心，而這種危險恐怕是他根本不知道的。日本報刊當然就把美國要人中諸如此類的言論挑出來廣泛宣揚，以此論證日本的普遍信念，即美國的和平主義分子正佔壓倒優勢，終將支配美國政府的政策和行動。在這種情況下，就有一種普遍傾向：把我國的外交聲明說成虛聲恫嚇，認為大可以置之不理，不用擔心後果。
日本人不停撰文高呼日本命中注定要征服和統治世界（原話如此）；陸海軍中某些人、愛國團體、狂熱的國家主義者都要求舉國一致。他們的擴張野心昭然若揭。關於這一切，那些贊同這位參議員意見的人若能聽到和讀到一點，若能有所認識，那就好了。日本人之目的是要在中國、菲律賓、海峽殖民地、暹羅及荷屬東印度群島、蘇聯沿海各省和海參崴取得貿易控制權，最後取得政治上的壓倒優勢，就像征服朝鮮和滿洲那樣。一個時期走一步，中間稍歇一下，以鞏固成果；然後，一見面前的障礙能用外交或武力來掃除，便又走下一步。眼看許多人都在做這樣的帝國夢，陸海軍可以不顧東京政府穩健派首腦的約束而恣意橫行（這種危險確實存在，滿洲事變已是明證），而我們還要指望條約的約束力或國際間的規矩來保障我們自己的利益，即我們自己的財產，就是在自我催眠。這是不可饒恕的。
在與荷蘭公使帕布斯特將軍的一次密談中，這位久居日本、精明練達的同行說，據他看日本海軍充滿排外好戰的狂熱，且一心要與陸軍爭功，以免在公眾面前失勢，所以很可能會在危機時刻或實際上在任何時刻不計後果地攻佔關島。
我不認為現在就會有這麼瘋狂的一幕，可是，若從條約權利和國際法的觀點來評判，陸軍在滿洲的行動也可以說是沒有理智的行動。重要的事實是，在目前的情況下，在今後也依然如此的情況下（雖然在日本歷史上沙文主義的鐘擺總是往複於強烈和暫緩的周期之間），這個國家的軍人完全可以衝破政府的約束，抱著錯誤的愛國觀念，進而干出近乎「民族切腹」這樣的事。
當日本人說日本是東亞的「穩定因素」與「和平保衛者」時，他們的意思是要實現日本治下的和平，最後在經濟上完全控制東亞。照某些人的想法，日本還要在政治上全面控制東亞。最近一期的《費城公報》（）引齋藤大使的話說，日本準備用戰鬥來維護計畫中的和平，看來可能是誤引。不過，這話也恰好道出了今天許多日本人的心思。日本國內有一種虛浮狂暴的氛圍，這主要是軍部的宣傳培養起來的。這種氛圍可以在今後幾年或幾代內把日本引向極端，讓他們什麼事都幹得出來，除非政府中頭腦比較清醒的人確能力挽狂瀾，能防止國家走上民族自殺之路。
這種防止行為能有多大功效，始終可疑。經常有人在密謀反對政府。例如聽說11月22日發現，有幾個第三步兵聯隊的少壯軍官和東京士官學校的學生已策劃好要刺殺包括牧野伯爵在內的各種政府要員。 密謀被發現後，有幾天不準士官學生走出校園。還有一樁類似的密謀，據稱要在國會臨時會議開幕時襲擊政界人士，再來一次「五一五事件」，聽說也被發現、被提前處置了。這類密謀的目標是要建立軍事獨裁。誠然，要證實這些謠傳是不可能的，但是談論頗多，無風不起浪。
我希望有更多的美國人出國來這裡住一住，慢慢就會覺察到局勢確實有潛在的危險和禍害，不要繼續在一個自己毫無所知的問題上發表學究式的議論、寫學究式的文章，徒為日本軍部和極端分子提供炮彈。這些分子得勢已非一日，現在則更有力量了。有人認為自1931年以來即暗中存在一大批自由主義者，只要外國稍予鼓勵，他們就會強大起來，嶄露頭角，獲得控制權。這種想法是完全錯誤的。自由思想是有的，但他們無法暢所欲言，而且大都軟弱無能，短期內多半還會是這樣。
這麼說也許會造成一種印象，以為我們這些大使館的人是在助長某種「反日」情緒。事實絕非如此。不喜歡、不贊成某家的一些成員，不一定就是敵視其全家。依我看，日本的典範人物可以說是舉世無雙。我倒想把廣田歸入這一類，假如他能如願以償而不為軍部掣肘，我相信他可以把國家引上較安穩的航道。
有位屬於這一類型的朋友曾向我們哀嘆說：「我們日本人做事總是慢手慢腳，又自高自大，錯了連解釋一下都不肯。」他們的外交一向是現在也還是「拙劣的外交」。他們的手段向來不高明。不錯，日本「拙劣的外交」要由軍部和極端分子負主要責任，但日本人作為一個民族往往緘口不言，敏於行而拙於言。軍部和極端分子又一點也不了解、一點也不在意日本和別國的關係，政府官員如白鳥、天羽之流則一味巴結軍部，一心只想藉此提高他們自己在國內的聲望，保住他們的前程，許多麻煩都是這樣造成的。也許我們還得感謝他們，常常事先就在無意中泄露秘密的也正是這夥人。
但是，這一切並沒有減少我們對日本生活中那些優良部分的好感，也絕不會使我們「反日」。日本是一個矛盾百出、愛走極端、大智與大愚兼而有之的國家，這可以在有關海軍會談的言論中找到恰當的例證。海軍當局和報刊一直都在堅持說，日本如果沒有與美英同等的海軍實力，就不能有效地防衛它的海岸；與此同時，報刊和公眾又在文章、演說、交談中大吹大擂，稱日本海軍今已強過美國海軍，一旦打起來，輕易就能擊敗美國。在這種氣氛下，一個外國人要保持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