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7月18日
參加首相府招待韋爾奇（Welch）主教和夫人的便宴，主客是幾年前在朝鮮時認識的。飯後與齋藤子爵長談。他說希望美國能幫助中國自立。我答道，這個問題絕不是單靠一個國家能夠解決的。他殷勤好客，第二天送了我一面日本絲綢製成的美國國旗。官邸，即設宴之處的門口，恐怕至少有十幾個警察守衛著。因錯發了警報，就在我們來到的那個時刻，那裡正有一場虛驚，只見警察拔刀出鞘，子彈上膛，衝來衝去，搜索不速之客。既然常有刺殺的威脅，官邸周圍自然會有一種緊張氣氛，這並不奇怪。那晚齋藤子爵的夫人好像一直都悶悶不樂的。
已有一月左右幾乎沒有電訊往來了，我給國務院發了一封很長的電報，彙報日本和蘇俄之間的緊張狀態，列舉已經發生的種種事件以及嚴峻局勢可能加劇的理由。這些事件也可以說有挑釁的性質，和滿洲事變以前發生過的事件都有相似之處。日本軍閥的意向不能用西方的標準來衡量。他們若預見到衝突終不可免，就很可能趁蘇俄羽翼未豐而先發制人，畢竟時間因素對蘇俄有利。因此，我雖不認為戰爭迫在眉睫，但確實相信局勢有潛在的危險，值得密切關注。我們將這些都寫入急件，隨上次郵袋一同寄出，但這要再等十天才能到達華盛頓。儘管我不想神經過敏或危言聳聽，但也不想事到臨頭而措手不及。在這個地方，對任何事，甚至是避免蓄意挑起戰爭這樣的事視若無睹、不夠重視，都是不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