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暴風雨前平靜的三年 應建立一座「國際政治保健學院」

在聖路加醫療中心新部門開幕式上致辭

東京,1933年6月5日

任何時代的有識之士都會認識到一個真理,即人類是一個整體。不過,要讓這個基本真理在現實生活中得到完美的落實,則必須要經歷一個緩慢的、漸進的過程。過去,每個民族都有人在培養這種思想,將來還會有人培養。這些人堅持寄望於這種思想,他們所關心的不局限於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信仰乃至自己的國家。

在這個人類是一個整體的哲思中,最能打動我們共有仁慈之心的要素,便是身體上的疾病;救死扶傷不只包含功利主義,其中還有更廣更深的意義:我們的醫院教人有同情心,它們之所以令人尊敬,根本上是因為它們象徵著愛,象徵著人類作為一個整體對人類幸福所負的責任。

正因為有這種開明的哲思的引導,美國主教派教會上千的教區、洛克菲勒基金會以及許多進步的、熱心公益的人士才慷慨解囊,我們今天為之開幕的這座崇高的大樓才得以落成使用。已故的前日本天皇陛下的慷慨恩賜,皇室、內務省、東京市和其他團體的大方捐輸,後藤伯爵、大隈侯爵、澀澤子爵等日本顯要人物的資助,有力地證明了聖路加醫院在東京的建立過程就是一個共同合作的事業。日本理事會協同美國理事會,在其最需要支援的時候給予最慷慨、最有益的指導和幫助。這種幫助對整個巨大醫療機構的發展起了顯著的作用;而聖路加醫院及其附屬部門的成就大部分應歸功於一個人,即魯道夫·博林·托伊士勒(Rudolph Bolling Teusler)博士,他富有遠見、信心和不倦的精力,代表我們兩國的那些能幹的同事們又給了他有力的支持。今天大家向他表示敬意,他受之無愧,我也同聲讚頌,並向已實現其理想的理想家祝賀。

我今天講話,目的不在於詳述這所醫院的背景和歷史。關於這方面,與它的發展密切有關的人已經講到了,遠比我講得好。我是想談談這座建築物的廣闊意義和它所象徵的一切,由此也以表達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可能會詞不達意,但無疑是真誠的。

我剛說過的人類同為一個整體這個高尚的哲理,是遠超乎政治謀略和政見的。它是人類的崇高理想,在走向這種境界的過程中,自然的力量必然會給予推動。雖然這大概是漸進的,但它終將得以實現則是確定無疑的。文明總的發展趨勢不正是沿著這個方向發展的嗎?史前時代的家庭認識到要組建部落,才能得到較大的利益。部落逐漸發展成為國家。今天世界各國又正在朝著更密切、更開明的合作步步前進。因為它們終於認識到,只有這樣,才能為最大多數人謀得最大的幸福。因此人類的共同協作,雖是漸進的,但肯定已在過程之中。當我們經歷失望階段的時候,就應該回顧一下已經走過的路和已經取得的進展。哪怕是在我們這一代也都在取得進步。這場運動最終將取得勝利,它並不是一個隨著時代或個人是樂觀還是悲現而會有改變的問題。這是一件確定無疑的事,即便會遇上難免的挫折、障礙和延誤,但人類就其全體來看,總是在朝著至善極樂的方向而努力,人類依靠這種固有的本能,必定會得到最後勝利,正如宇宙的法則必然會得到體現一樣。如果有人稱我為幻想家,那就請這些有懷疑的人去探索一下歷史的事實、發展和基本趨勢,然後按數學上的類推法去推斷一下將來吧。

我今天之所以談到這個運動,大致有兩個原因。首先是因為在日本設立這座大醫院,以具體形式展現國際合作的原則,正是剛才說過的那個基本真理的物質體現,即人類在精神上是一個整體,而按事物的本性又終將在實際上成為一個整體。其次,是因為醫學的原理也非常適用於救治世上的疾患:世界過去受難,現在受難,在經過逐步發展、取得經驗、積累領導人的智慧而達到天下大同的太平盛世以前,無疑還將繼續受難。

我們國際上的疾患,大多跟人身體上的隱疾很相似。就像癌症那樣,國際疾患一般先是某個地方長期受刺激,所以最初規模不大。若能預知那種刺激為癌症的先兆,迅速處理,這種病或許就可以避免了。即使是最高明的醫生,也可能無法或沒有機會預先覺察到這種刺激,但一出現明顯的癥狀,早在必須動手術之前,他就能設法根除這種疾病。

在遙遠的未來,有一天我們或許會有一種「國際政治保健學院」之類的機構。它將從各個角度來研究國際關係,就像家庭醫師研究或應當研究他所照料的人的心理、生理和品行的狀況那樣。一旦發覺國際健康中有潛在危險的根源,早在實際發病以前,這個學院就會對症下藥,以消除可能引發衝突的原因,即感染的根源。必須遠在疾病生成以前即採取醫療措施。在國際事務中,仇恨的狂熱一出現,才想到要避免發病就沒有把握了,也可能已經來不及了。必須及時採取預防措施。在輿論有可能被激怒以前,在公眾的明智判斷力尚未為事態發展所遮蔽、為國際間仇恨偏激情緒所蒙蔽之前,就該有幾位有遠見的政治家,圍坐在鋪著綠色檯布的桌旁,依靠各自冷靜的判斷為防治病症做大量工作。

這個「國際政治保健學院」,是對將來的一種幻想(我想稱之為我別出心裁的一種奇妙的發明),它必須經常開會,就像普通實驗室所做的那種研究工作,和現今洛克菲勒基金會及其他類似團體經常為消除癌症而推動的研究工作一樣。它的成員不是內閣總理或其他高級官員,而是許多社會各界、各組織的非政治性的專家。為了能夠採取預防措施,並能行之有效,他們理應及時提出自己的研究結果、警告和建議。

自1899年第一次海牙和平會議 以來,我們已經走了很長一段路。今後仍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我們有必要因此而灰心喪氣嗎?這個走向國際合作的運動,並不會如雅典娜那樣從宙斯的前額誕生出來,而且一出來就已經是一個成年人。它必得如一切嬰兒那樣,從經驗教訓中得益,慢慢地發育成長。它終究會長到完全成熟,正如這所大醫院,由於汲取醫學界的經驗、發明和發現,它為社會服務的潛力同樣在隨之增長。

朋友們,今天的典禮意義深長,它使我有所感悟,才敢做這些大膽的遐想。我所謂的「國際政治保健學院」不過是臆想的產物,也許只是空中樓閣。因為想到這個醫院在完成其進步使命時,將會對個人與社會做出良多貢獻,所以才借用它的名詞和概念。這只不過是想用比喻來說明問題而已。有時做做白日夢,也並沒有什麼壞處。夢至少可以把我們引向使人受益的思路。我從這幢大樓,從它將容納的、大量的從事種種醫療活動的設施,看到了人類基本上是統一整體思想的具體表現。現在人們正在為促進人類的密切合作而努力,那就讓我們在這幢大樓所象徵的原則中去尋找實例吧。把這所大醫院所代表的國際友誼、治病救苦所體現的基督教精神和箴言等都運用到那個更宏偉的事業上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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