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暴風雨前平靜的三年 真有能維持和平的和約嗎?

1933年2月23日

我最近曾在日記中說,贊成國際聯盟處理中日爭端的報告和建議。這句話必須修正了,就像這本日記中的許多話一樣,只是說出一時的想法而已,經過深思熟慮後,必然要隨時修正。那些建議在理論上也許還不錯,但問題在於不切合實際,實行起來不會奏效,至少在眼下是行不通的。當然,從國聯的觀點來看,除此別無他法。況且國聯捲入這個問題後,正是在我國政府的鼓勵下,至少曾經表現出耐心與剋制。然而隨著思考越深入,就越忍不住要問:十四年來全世界煞費苦心經營的這個和平機構究竟是否完備,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否堪用?

不妨想像一下,將1931年的滿洲局勢與1898年的古巴局勢放在一起進行比較。假設古巴危機是在《白里安-凱洛格公約》簽訂後發生的,「緬因號」 巡洋艦在哈瓦那港口被炸沉,戰爭心理便如森林大火那樣蔓延到我們全國,全國上下的男女老少都在高呼「記住『緬因號』」。在此背景下,我國政府最終能防止跟西班牙開戰嗎?1898年的麥金萊 想避免戰爭,卻無能為力。即便那個時代已經有了《白里安-凱洛格公約》,我們是不是同樣難免會受輿論所迫、以自衛為理由、不經宣戰就佔領古巴?直至今日公眾仍在猜測,到底是誰引爆了「緬因號」;而今天的公眾也在猜測,是誰製造事端導致1931年9月18日那天日本發動進攻。兩個問題都沒有答案。

當然,古巴和滿洲地區的情況在許多方面大不相同。我國的行動基本上是出於人道主義的,日本的行動則純粹出於私利。可在這兩件事當中,戰爭心理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有許多人深信日本圖謀滿洲由來已久,與吞併朝鮮無異,只是等待良機而已。這樣看也許對的。

我的觀點當然不是要為日本開脫,而是想探究如果有任何一個國家,也包括我國在內,因求戰心理十分強烈而發動戰爭,和平機構能否制止它動手。譬如說《白里安-凱洛格公約》能夠阻止南非戰爭 嗎?英國大使館的某某告訴我,當年他的父親就因主張和平,在自己的村子裡竟也有人拿石頭砸他。詹姆森偷襲德蘭士瓦 ,自然是暴行,就跟1931年9月18日日本人的行徑完全一樣。假如不發生德國皇帝電賀德蘭士瓦總統克魯格獲勝這件事,英國人自己本來會譴責這類暴行。那封賀電看來微不足道,卻成了點燃戰爭狂熱的星星之火。這類事情在每個國家都會造成一種戰爭心理。這種狂熱讓人可以不顧一切,甚至都不需要軍事宣傳來煽動。

可以十分肯定地說,將來還會出現一模一樣或類似的情況。儘管已經有了《白里安-凱洛格公約》《國際聯盟盟約》與其他一切費盡心機建立起來的和平機構,但敵對行動還是在不斷發生並將繼續發生。

如果世界各國聽任日本破壞這些盟約而不受懲罰,那麼不僅這些和平條約本身會喪失其效力和尊嚴,還會導致其他各種條約終將喪失穩定性。正是因為世界無法也無力對日本的所作所為進行清算,許多地方的條約已被破壞。對此我們打算怎麼辦呢?

進行道義制裁嗎?當一個國家被戰爭心理纏繞著的時候,即便其他國家都對它進行道義上的譴責,其力量都是微不足道的。這除了加劇——而非減弱——其好戰情緒外,不會有什麼別的效果,今天日本的情況就是明證。況且,人們始終懷疑這種舉世一致的道義譴責又能維持多久,因為礙於各自的私利,團結一致的陣線遲早會破裂。

如果道義上的斥責無效,或多半無效,那麼還能做什麼呢?怎樣才能執行《白里安-凱洛格公約》呢?當然不能用武力,一動武就恰好違背《白里安-凱洛格公約》所維護的原則。以戰止戰,顯然已經不能達到終止戰爭這個目的。假如唯一方法是再通過打幾場世界大戰來保障我們的和平體系,那麼還是此時此地就拋棄這種體系為好。因為如此一來,文明本身也岌岌可危了。斷絕外交關係也沒有用,除非輔之其他措施。武器禁運一般也沒有什麼效果。以目前情況來說,武器禁運只會對侵略者有幫助。所剩下的就只有經濟和金融抵制了。這恐怕在實際上還是無濟於事。從當前的情況看,經濟抵制只會促使日本把中國能夠提供必需物資的那些地方也都一併佔領,結果還是有爆發世界大戰的危險。在金融上,日本現在已經不能從國外獲得貸款了;儘管無法借款,但它還是可以支撐下去。

顯而易見,我們的和平機構在理論上是漂亮的,在實際上卻無用。因為只做表面文章,所以才無用。它就像貼膏藥來治療癌症一樣,聽任癌症發展很久以後才請外科醫生來敷上這麼一點止痛的葯,自然無濟於事。國際間的禍事,多似癌症。最初只是某個地方長期受刺激,所以開始時一般並不厲害。這種刺激,即使是最高明的醫生也不大可能覺察到,但一出現明顯的癥狀,早在需要動手術之前,醫生就應設法消除這種病症。

未來的世界和平機構必須比醫生早走一步。哪裡有刺激,它就得有所覺察,診斷出將來生病的可能性,早在產生病灶前就著手治療。這當然純屬理論。究竟如何才能在實際中建立這麼一個機構,的確是我們那些總是沒有效力的和平組織應該研究的問題,就如洛克菲勒基金會和其他類似團體正經常引領消除癌症的研究工作那樣。總而言之,世界和平機構要做到消滅戰爭,就必須比現在更加激進,更有先見之明,更多留心事實、形勢和環境,而少談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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