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0月7日
常聽人說，日本的自由主義者們一直在暗中堅持活動，早晚會聽到他們的動靜。這種說法並沒有什麼具體證據。儘管不顧軍部的反對，日本政府已決定讓駐美大使出淵勝次 返任，這或許是個好跡象；不過，我又覺得，這恐怕是天皇干預的結果。無論如何，有的明智之士已經看到，若在這個時刻派一個耀武揚威的人去華盛頓，後果將不堪設想。同樣的，美國要是派這樣的人到此地來，也會招致毀滅性的災難。去年5月我在華盛頓見到陸軍部部長赫爾利（Hurley）時，他用一句話就概括了這樣的局面：「要麼忍著，要麼打。」
下午弗萊徹來訪，討論了他即將寄給《紐約先驅論壇報》的文章。隨後是某某人來，談了一小時。他說，他一直不斷在做演講。有一次是向三百位軍官講，清楚地說明了美國的立場。他曾在牧野伯爵等人在場時和天皇談了兩小時十分鐘，天皇對他講的一切都深感興趣，這使他受寵若驚。他說，天皇完全理解我們的立場，亟欲制止反美宣傳和沙文主義的好戰言論。此人還要我注意兩點：第一，只要少帥張學良按兵不動，那麼日軍就不會直搗北平，這完全以張學良的動向為準；第二，他希望美國的大西洋艦隊在太平洋演習後，能在冬天返回大西洋，因為它留在西岸就給日本許多排外好戰言論和陸海軍備戰活動提供了口實。他再三強調，日本國內的政局目前算是控制住了，軍人中比較嚴重的沙文主義觀點正被迫緩和下來。最後一點是否屬實，我仍懷疑。
此人做了我無法做的事，正如我函告史汀生先生的那樣，如今是這麼一個時候：身為美國大使，公開演講時不談政治問題，倒是上策。我可以在私人談話中闡述美國的觀點，但在公開演講時則不然。另外，實際上所有講話都會被傳給報紙，連保證保密的也照傳不誤。只要試圖說明美國的觀點，就會引起公開的爭論，沙文主義者唯恐我的話會在日本大眾心中留下一點好印象。此後，如果美國因李頓調查團報告書而採取行動，那時再公開發表演說，可能較合時宜。國務院最近發了一份文件，就裁軍、德國要求軍備平等和條約的神聖性等問題，進行了極為清楚的、系統的闡述，充分說明了我國的態度和政策，供我國駐歐洲各國的大使們參考，鑒於這種說明也能間接適用於現在的局勢，所以也給了我一份。文中一部分，連同國務卿歷次講話的一些部分，在今後發表演說時，皆可以引作依據。不過，這要等情況發展到需要的時候才可以。
此人告訴我，因為我面對攻擊時能忍耐，公眾的同情其實在我這一邊。他還提醒我，如果我不採用別的策略而只是在適當的時候才運用我的影響力，我的影響力將會變得更大許多。
因為談到這裡需要一點輕鬆的調料，我便引了一個記者名片上的兩句話。這張名片是前幾天送到辦公室並轉給我的，他要求予以接見：
請告訴我，您對李頓調查團的報告書有什麼看法？美國人民的觀點和史汀生先生是一致的嗎？
他理當受到接見卻沒有獲得接見，因為與記者會面的危險不亞於發表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