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9月3日
召開了一次有陸海軍武官參加的館員會議，向他們讀了打算呈史汀生先生的電報，這是經過重新考慮後改擬的。大家都同意。我不想感情用事，但我確實還要不斷地公開表明一個意見：除非受到更為強大的力量制止，日本政府打算繼續執行在滿洲的計畫。電報寫道：如果不為強大的力量所阻，日本政府會堅決執行它的滿洲計畫；此外，現在操縱日本政府的人物還自以為他們的事業是正當的，這就更堅定了他們的決心。以上兩點無論怎樣強調也不為過分，請國務卿務必注意。日本國內自由派政治家無足輕重，甚至說一點分量也沒有。軍事準備正在穩步進行。他們料到，國際聯盟肯定會發表對他們不利的報告書，但他們還是把美國看作最大的絆腳石；至於同蘇俄的摩擦，現在已無人談起了。
我說，日本人是聰明的，很難想像他們會真心相信滿洲自決這麼一個顯屬捏造的前提，但是他們認為自己的整場行動，即便不算自衛，也關係到國家最高的、最根本的利益，因此他們準備在必要時不惜一戰。所有上述意見，均已得到越來越有力的證實，特別是在最近這幾個星期中。仔細觀察時局，我還看不出有什麼辦法能夠改變如今日本人的這種頑固態度。由於國外的道義壓力和國內的財政壓力，日本的政策或許終有一天會被迫改變，但我們依舊不能不正視目前我們兩國間在政策上和原則上存在公開對立的這樣一個事實。
電報發出了，情況也如實記載下來了，我很高興。美國在制定政策時應當對這些事實有明確的認知。
住在這個國家，使人有一種奇怪的感覺：作為個人，每個都是友善的，私交是最好的；但作為集體，他們總是對我的祖國懷有很深的猜忌和仇恨。這種敵意看來根本不是針對個別美國人的。史汀生先生是個例外，日本人的敵意全都集中在他身上了。顯而易見，從報刊上常會得出這種印象：日本人在懷疑史汀生先生的對日態度是否真的代表美國公眾的普遍態度。在不少日本人看來，他對日本在滿洲的行動提出的數次抗議照會，都僅代表他個人的觀點。他們直言不諱，一旦史汀生先生離開國務院，那麼情況就會隨之改變。但對美國人來說，任誰在讀起日本報刊時都會感到不舒服。這些報刊向來對美國破口大罵，而有關滿洲問題的社論和文章則不過都以荒誕的思想為立足點。它們的大致論點不外乎：日本並沒有違反《九國公約》及其他條約。而這都是建立在兩個虛假的前提之上，一是所謂「自衛」，二是所謂「自決」。所謂「自衛」，其法律論據是荒謬的。但日本人一邊提出所謂的「滿洲自決論」，一邊心安理得地宣稱：滿洲的兩千七百萬中國人已經在一場真正的革命中脫離了母國，這些中國人已經自己建立了那個「鬧劇式」的「滿洲國」。此時此刻，日本人表現得如此幼稚。這簡直是對他人智商的侮辱。然而，這種論據還是日本人經常作為一個公認的、不容爭論的前提拿到檯面上說的，日本報刊也就憑這些捏造的根據，一刻不停地為日本的立場辯護。
他們想法的荒誕之處在於他們的全部論點就如紙牌屋般搖搖欲墜。我不相信李頓調查團會無法駁倒日本全部論點所依據的這兩個虛假前提，當然我也能料想到為了取悅法國人，調查團應該會把話說得比較婉轉。有謠傳說，日本媒體稱克勞德爾將軍已接到訓令，要盡量為調查報告書降調。
9月3日的《日本廣告報》發表了一篇署名為藤田進一郎的長文。文中，作者將日本在滿洲的行動與美國在巴拿馬的行動相提並論。這的確是日本報刊社論作者最愛的題目。其實，我很高興看到弗萊徹把兩篇文章並置一處，一篇是這位日本人寫的，一篇是他寫的社論。弗萊徹列舉了巴拿馬建國的全部事實，在結尾寫道：
上述內容均為事實。美國在巴拿馬推行的政策和日本在滿洲推行的政策有一些相似之處，誰也不會否認。然而，兩者間有一個根本的區別，那就是時間的要素。日本作者們通常忽略了。美國干涉巴拿馬是在三十年前。當時美國派軍艦支持巴拿馬1903年的革命並助其建立了政府，因此該政府才將運河權利讓渡給美國，那個時候並沒有什麼國際條約義務限制美國政府不能這樣做。
《國際聯盟盟約》《九國公約》《白里安-凱洛格公約》都是在世界大戰結束後才問世的。在此之前，各國都只能靠強力政治來決定國運，以戰爭為推行國策的手段。今天則不然，世界各國人民都堅信應有一種新的秩序，上述條約就是這種新秩序的象徵。
在《日本廣告報》上發表的言論只能到這個程度，否則它就會被沒收。對於向來小心翼翼的弗萊徹來說，如此行事已需要相當大的勇氣了。
以上的評論，一般人並不會特別感興趣。但我認為寫日記時或多或少理應把當時的想法寫出來。歷史是一系列連續展開的活動圖景。如果能在數年後給過往的某一個場面增添一點色彩和氣氛，同樣不無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