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7月9日
今年夏天，要想碰上許多可以探聽消息的交際場合恐怕不會那麼容易，因為很多人走了，應酬接待也幾乎沒有了，無法獲得與消息靈通的日本人接觸的機會。初期的良好基礎，看來已經奠定，問題在於怎樣好好地利用它。前幾天有個外國的外交官告訴我，他的日本牙醫曾對他說，美國新大使「開了好頭」，牧野伯爵也曾對李頓調查團的美國代表弗蘭克·麥科伊將軍說，我們在這裡將會有巨大影響力，可以做很多工作。問題是：怎樣做工作呢？
日本政府完全清楚美國的觀點，在公眾輿論極難把握的現狀下，反覆強調這種觀點，我相信只會得不償失。任何傳聞，只要意味著美國大使正企圖阻止日本政府承認「滿洲國」，就會導致輿論一片嘩然，這又反倒會迫使日本政府改變其初衷而提早承認，報刊現在都充斥著代表軍部的觀點。剛開過一個群眾大會，有高級將校參加，其中還有一兩個陸軍中將，該會通過了一個決議，要求立即承認「滿洲國」。
今天我寫了一封信給牧野伯爵，詢問我可否去看他，向他表示敬意。我希望能跟他進行一次很坦率的交談，他也許能給我一些有用的建議。我希望按照最近史汀生先生和新渡戶談話的精神來與他詳細討論時局，希望他能把我們所談的內容上奏天皇；我要間接地弄清楚，牧野對麥科伊講話的意思，究竟只是他認為我們可以在向華盛頓解釋日本的觀點方面多做工作呢，還是他認為我們可以更明確地向東京闡明美國的觀點，進而影響當前的局勢。這兩種意思是大不相同的。現在我正找不到開展有益工作的途徑，深望在這次和牧野的談話中可以得到啟發。從上面記的這些可以推知，日記既有記事之用，亦有釐清思路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