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6月13日
上午10點，召集參贊、秘書、陸海軍武官、商務參贊及其助手、兩位領事等使館人員開會，告訴他們，我要把我們這一小群人變成一個努力且密切合作的集體。我的門始終為他們當中的任何人敞開。無論有什麼消息、意見或建議，只要他們認為是對我有幫助的，都可以隨時來找我談。我還要求他們，聽到什麼重要意見或消息，尤其是帶政治性的，就寫成機密備忘錄呈報我，我會對這類文件嚴加保密。因為他們肯定會接觸到我本人難以接觸的個人與各層面的人士，所以這些備忘錄將對我縱觀事物全貌大有助益。我想知道各種各樣的意見。我還告訴他們，我沒有定期召開館員例會的習慣，因為開這種會通常都是勉為其難，用處也不大，但是若有具體問題需要討論，譬如有什麼評論時局的報告要電呈國務院，或有什麼新情況我希望弄清楚，我將隨時召開會議。
宮內省式部副長黑田伯爵來訪，講解了一遍明天向天皇呈遞國書的儀節準備流程。接著來的是《時事新報》記者某君，他去過中國滿洲，我們進行了一段有趣的談話。他說，新「滿洲國」的日籍官員根本不喜歡按日本政府的觀點看問題，壓根不願聽命於東京。又說國際聯盟調查團 一直很謹慎，至今仍未表示任何態度。隨後又來了美聯社記者巴布，他是我請來的，因為我將在美日協會發表演說，想請新聞界人士對演說稿提提意見，特別是要看其中是否有可能會被報刊妄加渲染的內容。他仔細看了後提了兩三點小意見，說此外挑不出毛病，他認為不錯。商務參贊巴茨（Butts）也看了，同意巴布的看法。賓厄姆提了一些很好的意見。那些真能使聽眾感興趣的問題，例如，美國對中日爭端的真實態度、滿洲問題、《九國公約》、圓桌會議、胡佛主義等，一定會在輿論界引發相當令人厭惡的批評和爭論，必然都得迴避。然而，迴避後還得讓演說有內容，這就是件極難的差事了。第一次演說就大談我國政策，向他們進行填鴨灌輸，在我看來並沒有什麼好處，但我還是要強調美國對遠東問題普遍的關切與憂慮，希望這一點能夠深入人心。
有一位日本政界要人請我在明天覲見天皇之前能先與他見面。他告訴我，在去年冬天他赴美之前，天皇與日本公眾都認為，史汀生先生 在滿洲危機 期間提出的那些照會只是代表史汀生先生的個人觀點，是按他本人的倡議起草的。這位日本外交家從美國回來後，告訴天皇事實正好相反。美國之所以會給日本政府那些照會，是因為有公眾輿論的壓力，特別是來自教會、教育機關、婦女俱樂部和協會的輿論壓力。實際上，這些團體的憤慨之情正是美國普遍輿論的反映，是來自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回憶，因為人們對大戰記憶猶新。美國持這種態度，另外還有一個原因。美國曾創立並支持國際聯盟，雖然它並不是其成員國，但這些美國團體仍覺得自己對國聯負有道義上的責任。這種道義上的責任感又受到歐洲國家的鼓勵，這些歐洲國家希望能讓美國挑起重擔。換言之，史汀生的那些照會所具有的社會基礎多於政治基礎。他曾對天皇說，美國教會和大學的影響力不亞於日本的皇室，舉足輕重，影響甚大。他說，關於所有上述事實，他問過很多美國知名人士，都得到他們的證實，例如休斯先生（Hughs）、柯立芝先生（Coolidge）、卡斯爾先生（Castle）、查爾斯·弗朗西斯·亞當斯先生（Charles Francis Adams）、各大學校長等，他們對美國輿論都有同樣看法。
這位日本上層人士說，他認為我在覲見之前應該先知道天皇已經聽過這些事實，這可能對我有用。因為天皇與我的談話有可能會觸及這個問題。對我的妻子也將同樣有幫助，恐怕皇后也會同她談到美國的婦女組織及其社會影響。
我感謝這位特來關照的日本客人，他想得如此周到。我對他說：關於美國輿論，他跟天皇說的那些話就一般情況來說都是很正確的。至於美國的道義責任，卻不局限於對國際聯盟而已，主要還集中在《凱洛格-白里安公約》和《九國公約》上。
晚上7點，我把內維爾叫到使館來，因為我覺得最好還是把日本可能提前承認「滿洲國」和內田伯爵即將被任命為外務大臣兩事電告國務院。現在謠言四起且彼此矛盾，輿論界關於現在承認「滿洲國」這個問題有分歧，但是內田正在和陸軍大臣荒木將軍會談。很明顯，假如內田確實願意接任外相，他就會在軍人完全贊同的情況下把這件事繼續做下去。
不論結果如何，有一點是確定無疑的。那就是，日本軍人正明顯地支配著政府，不經他們同意，政府寸步難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