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5月14～18日 芝加哥至舊金山橫貫大陸的特快列車上
我們出發了。我們千變萬化的生活中的一次新冒險——第十四個工作崗位與第四次出使，這或許是最冒險的一次。五年間，我們目睹了土耳其共和國從奧斯曼帝國覆滅後留下的廢墟中破土而出，披荊斬棘，艱難前行，重獲新生。現在我們又要登上另一個更大的舞台，在未來的幾年或幾十年里，全世界的注意力將會聚焦在這裡。幾乎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只有一件除外，那就是：日本會放棄它在中國滿洲地區的投資、財產、僑民和重大利益。日本的勢力一定要待在那裡，除非打了敗仗。現在令人感興趣的問題是，它將採取什麼政策和方法來應對國際上的關切，用什麼偽裝來掩蓋那些令人不快的事實。
事實上，許多有趣的問題已經浮出水面。日本是會滿足於鞏固它在中國滿洲的現有利益，還是如某些人所說的那樣計畫建立一個囊括亞洲的龐大帝國，征服朝鮮只是第一步，而征服中國滿洲是第二步呢？日本能避免與蘇俄和美國的衝突嗎？最大的問題是，如果日本繼續一意孤行下去，會不會終將遇上世界反對勢力堅定不移的抵抗？如果碰到抵抗，由此引發的衝突又將是什麼形式的？是爆發國內革命，還是與外國爆發戰爭？這在很大程度上基於日本究竟採取什麼樣的政策，而我們即將有幸從日本內部來觀察上述問題，這是我長久以來的期盼。
我會盡量保持不偏不倚的觀點。作為一名大使，若一開始就對駐在國抱有偏見，那就等於已經捲起鋪蓋回家了。一方面是因為他的偏見遲早會被人發覺，進而使互相信任的基礎難以建立，而他又只有在互信的基礎上才能履行好自己的職責。另一方面，因為這樣又存在受當地氛圍影響過多的風險。無論如何，我深知總統、國務卿和國務院的想法，這將有助於自己保持正確的航向。首先，我非常同情日本在中國滿洲地區的合法願望，但對其為實現這些願望而採用的非法手段毫不同情。
趁世界各國忙於世界大戰之際，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條」。自1931年9月18日以來，日本又不顧《凱洛格-白里安公約》 、《九國公約》 和《國際聯盟盟約》 ，在滿洲和上海採取典型的「普魯士式手段」等諸如此類的行徑，這都是很難令人同情的。那些純屬中日之間的問題都有特別複雜的特徵，例如條約理應如何解釋、哪些條約是有效的、誰先違反有效的條約，等等，以致人們只好將這些情況視為技術上難以解決的問題。好在我們的立場是非常明確的：對中日之爭，我們不袒護任何一方；我們維護的是國際和平條約與「門戶開放」原則的不可侵犯性，而我們關於這個問題的意見和我們所採取的立場都已經向全世界仔細表述過了。今後若有必要，我們還會繼續這樣做。這裡就先講這麼多，姑且作為前言。
赴任伊始，局勢就已動蕩不堪。一位來自《先驅調查者報》（-）的記者曾在芝加哥車站等候我們，並送來該報5月16日星期日的晚報，上面印有非常醒目的標題：「日本首相遇刺身亡」「嚴重的叛亂」「皇居危在旦夕」。這已是第四次重大的行刺事件。日本軍部簡直就像脫韁之馬，正在四處橫行，顯然是想要建立法西斯制度。不過，儘管報上那麼說，但我並不相信天皇會有危險，日本皇室恐怕還是受到普遍尊崇的，其中一定有些事情搞錯了。如果最近這次恐怖事件——殺害首相犬養毅並向幾處公共建築物扔炸彈——是一群狂熱分子乾的，那麼我懷疑這種極端行動可能不會對軍部本身產生持久的影響。我們之後會看到答案。
沿途經過芝加哥、奧馬哈和舊金山等大站時，都有攝影師和記者迎接我們並請求採訪，但我自然是對日本、日本問題或有關我出使的問題隻字不提。我稍微談一些土耳其的情況，接著就客氣地把他們都打發走了，至少這比一句話不說好得多。我們還被一家檀香山的報紙逗樂過，他們如此寫道：
格魯大使是一位有教養的人，兼備美國人的機警進取與歐洲人的謹慎矜持。他是個高個子，臉上常帶著迷人的微笑，講話慢條斯理，既不是波士頓式的，也不是英國式的，而是混合二者的悅耳聲音。
簡直是把我形容成了美歐的大雜燴。
在奧馬哈時，有位記者問我認為最近三十年來突出的世界外交問題是什麼。我立即答道：「毫無疑問，那就是嘗試去建立一個國際和平體系。」在這位記者看來，當今世界主要的危險因素是德國以及另一場可能爆發的日俄戰爭。對於他的看法，我未做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