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先說明本書的寫作手法與寫作目的。
首先是寫作手法。我確信，若要準確地記載歷史，必須依靠當時的直率評述。有鑒於此，我在為美國外交界服務的三十九年里，都保持了一個習慣，即每天都會把當時的情報、觀感和想法記錄下來。如此形成的記錄，也決定了其性質及優劣。我輩的決斷與行為所依賴的信念及假設，唯有在誠實坦率的日記中才能尋得蹤跡，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無法奢求絕對正確，但是每個人都可以隨時把他的真實見解記錄下來。這些見解當然會有變化，有時是因為情況變了，有時則是因為我們不斷獲得新資料，遂使我們修正了過往的看法。
我在日本十年間所寫的日記，當然帶有這類記錄所共有的缺點。儘管我的部分判斷因情況改變而隨之修正，但當時的實際情況仍被逐日認真記錄下來。此外，我還認為這類嚴格按照當時實情記錄下來的東西，自有其價值。這與記錄中的主觀判斷明智與否並沒有什麼關係。因此，某些我日後因注意到新事實而會修改的見解還是留在了這本書里。不少觀點和語言後來也被證明是錯的，但同樣照舊直錄不諱收入書中，亦如那些經過時間證明是正確的部分一樣。我保存日記時，絕沒有想到有朝一日會公開發表。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艱難歲月中，尤其是任職於東京，我們不可能像身處華盛頓那樣總覽全局，我們對世界的看法也不可能與在華盛頓所產生的觀點完全一致。任何觀點都來自一個人的知識，更多的知識又會擴展和加深一個人的認知，使其理解力變得更敏銳。
我遭遇過很多挫折，特別是有過那麼一段時間：我與心存和平、有意推進建設性工作的日本政府的合作剛取得一點成就，就因為該政府倒台後被反動內閣取而代之，希望全部落空，如同遇到颱風一樣，成果瞬息之間就被一掃而光。儘管如此，我還是為和平奮鬥到底。畢竟一個大使剛到外國上任，馬上就攘臂大呼「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那就等於是捲起鋪蓋回家了。我們的外交是我們國防的第一道防線。只要尚存可能，就必須守住這第一道防線；想要守住，就得去做工作。就日本的情況而言，伴隨著歐戰爆發，德國初期的勝利就像烈酒一樣，灌進了日本軍國主義頭頭們的腦袋，局勢馬上就露出了凶兆。當時我就向美國政府提出警示，日本可能會採取行動，並且可能會是那種危險的、戲劇性的、突如其來的行動。不過，我當時從未徹底放棄希望，也沒有徹底放棄為和平做工作。因為若不如此，我在外交界的名聲勢必受損，而本人正是外交界的一員。
在此還要提請注意的一點是，本書收錄的只是日記原稿的一小部分。過去十年的日記原稿是用打字機打的，足有十三大本之多。此外，我的書信、講稿、會談記錄、相關剪報還有若干冊。日記原稿中有不少內容並沒有什麼值得永久保存的歷史價值，重複之處也不少。有許多內容則不適宜現在發表。況且日記畢竟是私人的、不供發表的記錄，所以我還得為許多在世的同僚及其他人的身份保密。若透露了他們的姓名，有可能會讓他們為難或是給他們帶來不測的後果。不過，以上這些並不損害主旨。為避免攪亂正文，我沒有使用星號和腳註，只是把日記原稿的一些條目和同時段的其他材料摘編在了一起，使之能成為流暢的編年體敘述。要把所有與書中故事有關的官方文件納入日記顯然是不可能的。不過，這些文件中有相當一部分已經公開了。美國政府印刷局於1943年出版了一部上下兩卷的文件集——《美國對外關係文件：日本部分（1931～1941）》（），因此大家也都能讀到。
接著想談一下這部記錄的寫作目的。此書的寫作目的是希望向美國人民及聯合國的其他各國人民，提供一個比當下大部分見解更準確的、關於日本問題的看法，只有對日本及其國民有正確認知，才能明智地去處理一些難題。我們在軍事上奪取全面勝利後，這些難題總得解決。此前，我寫《東京報告》（）一書時，主要是想要讓美國人民意識到日本的軍事機器不容小覷，並希望糾正一些錯誤的想法。這些錯誤的想法一度泛濫全國，它們低估了日本這個敵人的生命力、戰鬥力與耐久力。經過長達十年的近距離觀察，我了解這個敵人。因此我擔心，我們可能要走上一段漫長而艱苦的路後，才能最終獲得勝利。想當然的臆想與自滿情緒都是危險的。要獲得勝利，要迫使敵人無條件投降，必須不斷增強、加快我們舉國一致的備戰工作，容不得片刻懈怠。
這些年來，我們已經見識了大量有關日本軍閥和軍事機器極端陰險、狡詐、殘忍的行為，以及自私自利的背信棄義之行徑。我的故事為之提供了新的證據，足證日本軍隊的心理和氣質仍處在中世紀。軍事家都說要「了解你的敵人」。我的前一本書收錄了我在全國各地發表的演說和廣播，試圖講述日本軍隊駭人的戰力、瘋狂的決心以及極端的殘酷與野蠻。
此外，本書若不能使讀者認識到另一個事實，那麼其目的也就未能達成。即使在當下的日本，仍有不少人並不想要戰爭。他們認識到攻擊美國、英國及聯合國的其他國家是愚蠢的。由於戰時激憤的情緒與偏見，不少人或許會否認在日本國民中還有好人。提出這些主張的人，絕大部分對日本人沒有親身的、直接的認知。他們也不知道，有些日本人曾堅決反對與美國進行戰爭。這些日本人也曾試圖逆轉潮流，希望抵抗軍方的自大狂妄與擴張野心。儘管最終徒勞無功，但他們英勇地奉獻了一切，甘冒被監禁甚至被刺殺的嚴重危險（事實上也確實有數位被刺殺）。
在戰爭中，日本人必須而且必定會忠實擁護他們的領袖，必須參加戰鬥的人也必定會戰鬥到底。但是，在處理戰後的困難問題時，我們必須了解和權衡一切因素。我希望這些私人日記能為將來提供一幅更廣闊、更有助益的圖景，讓人們將這些日本人作為一個民族整體來理解。
當然，首先還是要全部摧毀日本進行戰爭的力量。為了使我們的下一代不必再打這樣的仗，就必須徹底地、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決不能讓日本和德國再來威脅世界和平。必須永遠根除侵略成性的軍國主義。
在完成這本書的時候，我必須向三位同事的幫助表示感激。第一位是尤金·H.杜曼（Eugene H. Dooman），在珍珠港事件前最關鍵的那幾年中，他在東京的美國駐日大使館任參贊，他是我的摯友，擁有久居日本的經驗、成熟的意見和對政治情勢敏銳的判斷力。許多書中形成的觀點，都有賴於他的幫助。另外兩位是我的秘書：瑪麗昂·阿諾德小姐［Miss Marion Arnold，現在是達納·W.約翰斯頓夫人（Mrs. Dana W. Johnston）］和納爾遜·牛頓（Nelsoon）。為協助我準備撰寫本書所依據的日記，他們花了許多時間和精力，並對此事關懷備至。
約瑟夫·C.格魯
華盛頓
194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