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西城
三十八年前的耶誕，冬日的太陽柔柔弱弱，朔風吹臉，砭骨生痛。我從居處松原町轉乘了兩回車子，到達御茶之水，再徒步十餘分鐘，來到神保町書城。舟車勞頓，目的是尋訪內山書店。
我是從魯迅先生的日記里，初聞內山書店之名，知道書店的老闆內山完造在上海時期，幫過魯迅不少忙，包括「一·二八」淞滬戰禍中，轉移居所，避過日軍炮火。
解放後，上海內山書店歇業，回歸東京。基於對魯迅和內山的尊敬，一到日本，就想著去看內山書店，可由於種種原因，到整裝上道，已是我到東京之後的第三個月了。
內山書店蜷縮在一條名叫「鈴蘭里」的小巷裡，門面毫不起眼，店堂面積約五十平方米，兩邊牆壁靠著一排四格高樺木書架，放著各式各樣的中文善本。
周末下午，店裡空蕩蕩，只有一個客人，矮個子、穿著黑色西裝、佝僂著背、手上捧著一本書，站在書架前，正在聚精會神地翻看。
由於內山書店素以售賣中文書籍名聞日本，我下意識地以為那個先來的客人定必是同胞了，「他鄉遇故知」，心情激蕩，於是冒昧地走過去打招呼。才開了口，立刻深悔自己的孟浪，呈現在眼前的那張臉孔，活脫脫的是典型東洋臉孔，他一聽我說國語，連忙伸出右手擺了兩下，示意聽不懂，我這才知道對方是一個日本人，只好改用非常蹩腳的日語跟他聊了起來。
他告訴我他是二松學舍大學的中文教授本橋春光，此番到內山書店來，是為了搜尋有關中國近代作家的小說，準備翻譯成日文，結集成書，在日本出版。
我看他手上捧著的是魯迅的《吶喊》，知道他想從中取經，於是告訴他魯迅的作品，大抵已給日本文學家翻譯殆盡了，與其集中介紹魯迅，倒不如選擇性翻譯別的中國作家。
本橋春光那時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了，卻不以我這個黃毛小子信口雌黃為忤，立刻拉我到附近的吃茶店坐下，要我為他介紹近代中國作家。
我那時正為《快報》寫「日本雜記」，立時想起了劉以鬯先生，他是《快報》副刊的主編，同時也是香港有名的作家，對「五四」時代的文學，有著深邃的認識。
回家後，立刻寫信給劉先生，詳告經過，並請他代為搜尋有關作品。很快就接到了劉先生的信，大意是「提議甚好，『五四』漏網的作家甚多，當會儘力搜尋奉寄」。
劉先生古道熱腸，兩個星期內，就寄上不少作品，沙裡淘金，最後選定了魯迅的《藤野先生》和《孔乙己》；師陀的《期待》；七等生的《跳遠選手退休了》；王文興的《缺點》；劉以鬯的《對倒》；黃春明的《兒子的大玩偶》和姚雪垠的《差半車麥秸》。這裡頭的老中青作家，除了魯迅和劉以鬯外，那時大多不為人知，可見劉先生挑作品，是重質不重名。我把作品交給本橋翻譯，本橋卻向我提出了一個條件，要我充當助手，原來本橋怕在翻譯時，萬一遇上晦澀不明的俗語，字典解不了困，就寄望我這一個小友援手。坦白說，那時候我只讀了三個多月的日文，程度不高，可為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大業，只好硬著頭皮騎上驢背。從此每個周末，一老一少伏案於神保町的吃茶店檯子上，專心一致地展開翻譯工作，每遇本橋不明的處所，我就用有限的日文做出解釋，有時候詞不達意，就輔以繪圖解厄。本橋的工作態度十分認真，有時候所提問題，超越了我認識的範疇，逼不得已，只好寫信麻煩百忙之中的劉以鬯和書話家黃俊東兩位先生。承蒙他們不嫌麻煩，屢屢以長信賜教，解決疑難，令本橋跟我感激涕零。
過了一年，我因家事輟學回港，翻譯尚未完成，本橋便獨挑大樑，艱辛地完成翻譯。可難題又湧現了，這又回到出版的問題上。
日本的出版事業雖然蓬勃，翻譯近代中國作家小說的書，卻難有獲得出版的機會。本橋一連接洽了幾家有名的出版社（包括了專門出版近代中國小說的岩波社），都給打了回頭，百般無奈的本橋寫信向我訴苦，我看了心酸，複信說：「萬一沒辦法，那就請放棄出版吧！」本橋賜示：「沈先生：我務必要把書出版，這樣既維繫了我們之間的友誼，同時也促進了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放心吧！你們一定會看到書的出版。」
不知經過多少歲月，七五年某天，我收到了郵差送來的特掛郵件，拆開一看，赫然是《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並附一信——「西城先生：我最後動用了自己的積蓄，拜託榮光社印製了這本小書。劉先生和黃先生處已另封奉寄了。謝謝你的賜助，我永遠忘不了我們在神保町吃茶店裡並肩奮鬥的光景。希望我們再會有合作的機會。春光謹拜。」
如今本橋春光教授早已作古，而劉以鬯先生仍然一如蒼松翠柏，在文壇上持續發光發熱。最近書展頒發了首屆「年度作家」的榮譽予劉先生，他的名作《酒徒》也經由黃國兆導演拍成電影，快將公映。看到劉先生的創作成就獲得肯定，足以讓我相信本橋春光教授三十八年前的辛勞並無白費。
（原載香港《蘋果日報》二〇一〇年十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