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子
劉先生撰作實驗小說，還藉助意識流的敘述語言，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第二天的事》和《對倒》。前者寫的是一個「單相思」青年，心蕩神搖地按址造訪前一晚在舞會上邂逅的一位玩世少女，結果發現那原來是一年前舊地址的故事。小說把作者旁述（用第三人稱）和主角自述（用第一人稱）相間結合，情節往往由作者先做橫的推進，而後由主角做縱的深入。由於旁述和自述都適當運用意識流（自由聯想和內心活動）的敘述語言，而且客觀與主觀又常相印證，整個故事格外暢順、生動，特有一股不尋常的引力。後者是相當別緻的傑作。說它別緻，主要因為作品由男女主人公淳于白和亞杏交替平行的內心和外在活動組成（在敘述這些活動時，意識流的敘述語言大派用場）。淳于白是老年人，耽於回憶，「將回憶當作燃料」，「生命力依靠回憶來推動」「他只能在回憶中尋求失去的歡樂。但是回憶中的歡樂，猶如一幀褪色的舊照片，模模糊糊，缺乏真實感。」「那些消逝了的歲月，彷彿隔著一塊積著灰塵的玻璃，看得到，抓不著。」亞杏是妙齡少女，熱衷夢想，「每次想到自己的將來，總被一些古怪的念頭追逐著，睜大眼睛做夢。」 作者安排這樣兩個心向相悖的人出門，在幾乎相同的歷程里，同時鋪開他們的見聞和感受，商業社會光怪陸離的百相和被扭曲了的人慾就這樣一一展現。隨著兩人活動的延續，作者順理成章地給自己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他們如果相處一起會怎樣？於是，我們看到淳于白和亞杏的二次聚合，一次在戲院里，一次在夢境中。前者是實景，後者是虛景，但事過境遷，結果總是無法契合，隱隱中似乎告訴我們：歲月無情，過去了的，永遠難再；出身和成長背景迥異的人，即使相處也不能融合。揭露現實之外，還有這一層內涵，這體現了作者思想的深邃。小說耐人尋味的地方，我以為正在這裡。《對倒》作為短篇，最初在《四季》雜誌第一卷第二期上刊登時，作者寫了這樣的《前記》：「『對倒』是郵學上的名詞，譯自法文Tête-Bêche，指一正一倒之雙連郵票。一九七二年，倫敦吉本斯公司舉行華郵拍賣，我寫信去競拍，拍得『慈壽九分銀對倒舊票』雙連，一再把玩，產生了寫作這篇小說的動機。這篇小說曾在《星晚》發表，全文十萬字，太長，不夠緊湊，遂改寫為短篇，刊於《四季》。」這段文字透露了許多事實，其中最令人感到興趣的是，它告訴我們：劉先生為小說藝術的創新，是怎樣苦心孤詣地在勞動著的。走筆及此，筆者突生這樣的念頭：什麼時候將兩篇《對倒》做個比較研究，一定會看到作者創造時的許多智慧和辛勞的。對於這種創造性的勞動，歷史是公正的，改寫後的《對倒》後來被認為是一篇難得的傑作，由日本人本橋春光收入其日譯本《現代中國短篇小說選》中，與《孔乙己》和《差半車麥秸》等名篇並列，就是證明。
（原載《文藝雜誌》一九八二年十二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