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說，張居正工於謀國，拙於謀身。
這話是在什麼時候對誰說的，已無從稽考，就連是不是海瑞所言也無法確認。但，兩人有過書信往來是真的，相互同情也有可能。事實上他們都對帝國的現狀不滿，也都主張改革。區別僅僅在於，海瑞要反腐，張居正要治惰。
兩個人結局不同，原因或許在這裡。
的確，反腐具有毋庸置疑的正當性，就連腐敗分子也不敢公然反對，更不用說正派人。所以，儘管海瑞的廉政風暴颳得應天十府落葉滿地，高拱和張居正卻都不約而同地表示適度的肯定。高拱就說：海君所行，謂其盡善，非也；而遂謂其盡不善，亦非也。張居正也有「海剛峰之在吳，其施為雖若過當，而心則出於為民」云云。
嘿嘿，至少動機是好的。
高拱和張居正的這些話，都是對海瑞的繼任所言，因此值得認真分析。高拱的原文是：若於其過激不近人情處不加調停，固不可；若並其痛懲積弊、為民作主處悉去之，則尤不可矣。這「尤不可」三字，顯然要比張居正所謂「不必盡變其法，以徇（曲從）人也」更加立場堅定，旗幟鮮明。
然而同時，兩人也都認為海瑞過激或過當。不過張居正只是說說而已，高拱卻講出了道理。他說：天下之事，創始甚難，承終則易。海君當極弊之餘，奮不顧身，創為剔刷之舉，此乃事之所難。其招怨而不能安，勢也。
當然，高拱的意思，是要繼任者接著做下去。因為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則會失去民心，不利於國也不利於己。何況事情是海瑞開的頭。貪官和鄉紳們就算有怨氣，又豈能發到後來人頭上？只要不「過激不近人情」就行。
看來，此公雖屬正直，也很世故。
高拱說這些話，目的當然是要繼續整治徐階。但「極弊之餘」四個字，卻也無意中道出官場真相：貪腐也好，懈怠也罷，都由來已久，積重難返，豈能畢其功於一役？
張居正卻比火暴脾氣的高拱還要操切。
操切就是魯莽急躁。操切而且苛嚴，幾乎是當時朝臣對張居正改革的同感和共識。這就有點像王安石。不過王安石本來就是急性子，張居正卻是胸有城府的。他甚至還這樣勸過海瑞：三尺之法不行於吳久矣。公驟而矯以繩墨，宜其不能堪也。好嘛！一省尚且如此，況乎全國，況乎舉朝？
因此他雷厲風行急於求成，就應該另有原因。
示範作用或許是原因之一。事實上，張居正改革的目的是富國強兵，為此必須提高國家機器的運作效率。不過這樣一來，所有舉措便都得立竿見影，卓有成效，由此證明改革不但必要而且可能。否則紅口白牙的，誰相信呢？
另一個原因，或許是有緊迫感。儘管張居正不斷將自己的執政理念灌輸給小皇帝，但他對未來其實沒底。明朝畢竟是皇權至上的時代，而人是會變的。因此，必須搶在那孩子親政之前將生米煮成熟飯，庶幾可成不世之功。
但是張居正這樣做，合理不合法。因為洪武十三年廢除中書省和丞相官職以後，明代就沒有宰相，內閣大學士只是皇帝的政治秘書。儘管民間仍然習慣性地將他們稱為相爺或相公，當真以宰相自居卻是違法，張居正就犯了這忌諱。
後來他被清算，這是罪狀之一。
問題是這種制度本身並不合理。皇帝一人身兼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如果像萬曆這樣尚未成年又該如何？抱歉的是朱元璋並沒有留下相應的解決方案。這時的首輔和閣臣要想嚴守制度，就只能當維持會會長混日子，熬到皇帝親政。
可惜張居正太想做事，又可惜他做事的環境太好。兩宮皇太后完全放手，司禮監掌印太監又通力合作。也許，正是這過於優越的條件讓他忘乎所以，毫無顧忌地向王朝積弊和官場陋習發起進攻，全然不管那會觸動整個文官集團的神經系統，損害相當多官員的既得利益和將得利益；而那些升官發財計畫泡湯的人，又往往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所以，在萬曆十二年五月，張家被丘橓他們整治得生不如死的日子裡，已經接替張四維擔任首輔的申時行，也只能這樣替他們求情：竊見故臣居正雖以苛刻擅專，自干憲典，然天威有赫，籍沒其家，則國典已正，眾憤已泄矣。
眾憤已泄，呵呵！
顯然，申時行很清楚張居正犯了眾怒，而且這「眾」還包括萬曆在內。據正史記載，某次上課，小皇帝誤將「色勃如也」的勃讀作「背」，張居正竟然聲色俱厲地糾正說：這個字要念勃！小皇帝嚇了一跳，其他人也大驚失色。
這種態度，沒必要吧？
結果不難想像，到了清算的時候，問題可就不是錯別字那麼簡單了，何況張居正也並非潔白無瑕。為了排擠高拱而大權獨攬，他跟馮保少不了私下裡的交易，倒張運動也正是在這裡找到了突破口。只不過現在已經無法證實，哪些事情是真，哪些是假。但士大夫交結宦官，是引起公憤的。
問題在於，無論公憤還是私憤，也不至於用如此極端的方式來發泄。這就只能理解為積怨太深。是啊，當年張居正是那樣地神聖不可侵犯，容不得半點批評，因言獲罪和敢怒不敢言的都只能忍著。然而忍著就是攢著，時間越長積攢的怨恨就越多。口子一開，便火山爆發，洪水滔天。
請問，這是誰之過？
實際上，張居正原本有三個選擇：要麼像海瑞那樣乾乾淨淨，無懈可擊，那就真可以只為理想而奮鬥。要麼像徐階那樣委曲求全，維持局面，也不妨礙發家致富。再就是接受劉一儒的建議，在厲行改革的同時兼顧安定團結，培養舉國上下的渾厚元氣，把敵人搞得少少的，朋友搞得多多的。
可惜，三條路他都沒選。
不敢妄測張居正的心理。也許他過於自信，自以為秉公執法，老成謀國，問心無愧，不必也不屑於左右周旋。也許他身不由己，無法也無意改變官場，只能和光同塵。也許他心存僥倖，不認為皇帝會恩將仇報，翻臉不認人。
也許吧，也許。
當然，張居正也可能別無選擇。海瑞就說，官員的考核往往習為兩可活套之辭，事鮮指實，語無分明。為此，他還專門制定了《考語冊式》來執行。這就跟張居正的做法簡直如出一轍。只不過，海瑞根本沒想要為自己打算。
這樣看，張居正更可悲。
問題是，就算工於謀身又如何？嚴嵩倒是會這個，結果怎麼樣呢？他跟張居正的區別，只是活著被打倒，或者死後被清算，活受罪的嚴嵩還要更慘一些。就連同樣工於謀身的徐階，也不過保全了性命，但體統無存，顏面盡失。
那個時期的風雲人物，不是身敗，就是名裂。
於是我們看到的是這樣的故事和人物關係鏈：夏言攻倒張璁，卻被嚴嵩暗算。徐階扳倒嚴嵩替夏言復仇，退休後又被高拱打擊。張居正驅逐高拱為徐階出了氣，自己則差點被開棺戮屍，高拱的回憶錄《病榻遺言》反倒廣為流傳。
這就是嘉靖十四年到萬曆十二年，大明王朝內閣的連台好戲，時間跨度半個世紀。親操權柄的萬曆皇帝也沒有興奮多久，很快就從「事事由朕獨斷」變成三十年不朝，以至於清人異口同聲：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曆。
那麼，這又是為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