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得罪的，首先是官場。
得罪是因為改革，改革是因為缺錢。隆慶三年，皇帝向戶部要三十萬兩銀子，得到的報告卻是國庫虧空一百五十萬兩之多。隆慶無奈，只好大打折扣，改為索銀十萬。
沒有錢，就什麼都談不上了。
然而張居正的改革，卻是先政治後經濟。事實上，國庫空虛不是因為天下貧困，財源枯竭，而是國家機器早已運轉不靈。當然，轉還是轉的：衙門題覆，殆無虛日。可惜敷奏雖勤，而實效蓋鮮。也就是說，空轉。
這個問題說來話長。我們知道，從秦漢開始，中華帝國就是依靠官僚政治、律令秩序和文書制度來管理的。實際上，作為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大一統領土國家，這也是成本最低的管理方式。同時帶來的弊端，則是文牘主義。官員們醉心於文書的撰寫和製作，對實際效果卻漠不關心。 克《帝國開端時期的官僚政治制度》一文。">
明中葉的情況就是這樣。言官和部院，只要自己的主張被朝廷認可，並作為公文發出，便萬事大吉。地方官則自行判斷，決定立即執行還是拖延。就算問起來，也是上之督之者雖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恆藐藐，因為反正無法問責。
如此陋習，非改不可。
改革的方案叫考成法，這就要利用六科。六科是都察院之外的獨立監察機關，辦公地點在午門，職責是對六部進行對口監督，比如吏科監督吏部，戶科監督戶部。各科設都給事中為長官，正七品。給事中若干，從七品。以七品芝麻官監督二三品的尚書和侍郎，是一種精巧的設計。
有了六科，事情就好辦了。張居正規定，以後所有需要執行的決定，都必須根據實際情況，明確完成的期限，登記在冊，還要編號。同時另造文冊一式兩份，分送六科和內閣存檔。到了期限，先由部院考查地方官。部院考查若有包庇隱瞞，由六科糾察。六科糾察不力，內閣處分。
這就叫：稽查章奏隨事考成以修實政。
嚴格地說，這只是技術性改良，不是制度性改革。而且萬曆皇帝的批複也留有餘地：未完之事如果是緊要的，可以另立期限。不緊要的歷史遺留問題，免除不計。
即便如此，也引起軒然大波。
反對當然因為牽涉到利益。前面說過，明代官員的俸祿非常之少，維持起碼的體面都很困難。這就需要上上下下都達成默契：地方官對豪強的偷稅漏稅睜眼閉眼，京官則接受地方官的孝敬，等於分成。如此這般，糧賦豈能收足？
其實就算滿朝清官，張居正也是得罪人的。明代官員的選拔主要靠科舉，而科舉只考八股文，不考執行力。考成法卻不看學歷看能力，這讓做慣了官樣文章的情何以堪？
當然，抗議被強行壓了下去。萬曆三年十二月，十三歲的皇帝甚至這樣下旨處分反對派：著錦衣衛拿送鎮撫司好生打著問了來說！結果，是他們的下場一個比一個慘，以至於若干年後人們提起來，還咬牙切齒，義憤填膺。
考成法則堅定不移地得到實施，而且卓有成效。最能讓所有人不再說三道四的是：改革五年之後，京師國庫的存糧竟是隆慶元年的三倍，完全兌現了張居正誇下的海口：考成一事，行之數年，自可不加賦而上用足。
於是，一條鞭法被推上了議事日程。
這種新的稅賦制度並非張居正的發明，早在嘉靖十年便已試行。簡單地說，就是將國家對土地徵收的田賦、無償使用勞動力的徭役以及其他雜征，全部總為一條，合併徵收銀兩，按畝折算繳納，所以叫「一條鞭法」。
新法的好處，當然首先是簡化了稅制，方便徵收，同時也解放了生產力。尤其是出力的徭役貨幣化以後，農民可以安心種田，也可以到市鎮打工，這又促進了商品經濟。經濟繁榮了，國家的財政收入自然增加。因此萬曆九年後，一條鞭法雖然時行時廢，時廢時行，卻終於定為國策。
張居正功不可沒。
不過，實施一條鞭法，就必須重新丈量土地。這當然又是得罪人的事，土豪劣紳和宗室豪強無不抵制。好在，皇帝鼎力支持，張居正信任的戶部尚書精明強幹，更兼有考成法督促官員，這項工作順利完成。據萬曆十年戶部統計，全國隱藏和漏報的土地竟多達一百四十七萬餘頃，數量驚人。
看來，改革先政治後經濟，是對的。
與此同時，張居正的路也走到了頭。
其實早在萬曆八年，他身邊的人就已有警覺，刑部侍郎劉一儒還寫了封信來提醒。劉一儒說，自明公輔政，立省成之典，復久任之規，申考憲之條，嚴遲限之罰。故大小臣工無不誠惶誠恐，奉公守職，治功既精明矣！
這當然是對改革的肯定，話說得也很到位。嚴遲限之罰就是考成法，申考憲之條則是對官員們的定期考查。立省成之典即精簡機構，淘汰冗員；復久任之規，則是規定知縣和知州必須任滿六年才能升遷，以保證地方官盡職盡責。
以上四條措施，沒有一項不是必需的，也沒有一項不得罪人。因此劉一儒便善意地提醒，在改革初見成效之後應該適當調整執行力度。他說，政嚴則苛，法密則擾，操之過急必定人情不堪。高明的執政者不能只看治理的功效，更要看本體，而天下大治之本，在於舉國上下的元氣渾厚。
應該說，這是沉穩之策，也是肺腑之言。實際上劉一儒是張居正的兒女親家，而且為官清正，為人淡泊。張居正被清算時，親朋好友中只有他沒人追究。張家敗落後，他又將兒媳婦帶來的嫁妝統統還回去，作為資助。因此，這位謙謙君子若非覺得很有必要，不會對張居正說這些話。
可惜，張居正聽不進去。
其實，銳意改革雖然沒錯，銳意過頭卻並不好，某些人也沒必要得罪。張居正卻不管不顧，我行我素。他特別痛恨言官和御史，一言不合便重拳出擊，不計後果。更糟糕的是竟然不把其他內閣成員當作同僚，而看作下屬。次輔張四維便在他那裡受夠了窩囊氣，豈能不懷恨在心伺機報復？
後來清算張居正，指揮官便是張四維。
張居正對自己的處境當然不會毫無感覺，他甚至寫信給徐階和李春芳，感嘆自己執政九年獲罪甚多，只怕連腦袋都保不住。因此他惶惶不安地問徐階：吾師何以教之？又萬般無奈地問李春芳：翁素憐我，何以策之？
可惜，兩位前首輔都是驚弓之鳥，並無良方。
現任首輔的身體卻越來越差。萬曆九年七月，張居正就大病一場，多日不能到內閣辦公。後來雖然幸而康復，次年二月卻又舊病複發，終於不起。三月初九，張居正請求在家辦公獲准。六月初九請求退休，不準。十八日，他在病榻上寫下最後一份密奏，二十日便與世長辭。
如此說來，五十八歲的張居正是以身殉職。
然而正是這一點讓人起疑。因為根據張居正自述，他的病應該是痔瘡，而且在三月份動了外科手術。這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何至於撒手人寰呢？因此有人認為是他吃多了壯陽葯，葯毒入腦，禍及全身。問題在於，儘管申請退休的奏疏寫得可憐兮兮，自稱僅存皮骨，已是行屍走肉，皇帝卻並不批准，張居正也沒有真退，這又是為什麼呢？
也有三種判斷。一是張居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二是他貪戀權力，死不鬆手。第三種可能則是：萬曆存心要累死張居正，因為皇帝的心裡已經恨透了他。
那麼，真相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