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都沒想到，南北文化落差會導致血案。
事情發生在洪武三十年春天，起因則是本年的科舉考試錄取五十二人，竟然全是南方的。北方考生不服，群情激奮告到朝廷，指控主考官地域歧視，甚至以權謀私。
朱元璋下令另選儒臣重新審核，送達御前的落榜考卷也果然不堪入目。這時又有人舉報複查舞弊。那些文理不通的北方考生文章，是按照前任的意圖特地挑選出來的。
皇帝勃然大怒。他將主考官劉三吾發配邊疆，其餘凌遲處死，就連三月錄取的狀元也成為城門失火的池魚。朱元璋又親自閱卷，並在六月一日再次舉行殿試，重新另外錄取了六十一名考生，而且全部都是北方人，才算了結此案。
這就叫南北榜，又叫春夏榜。
朱元璋這樣處理，當然有政治上的原因，但南方人文化程度偏高則是不爭的事實。至少南宋以來，那裡就崇尚耕讀為本詩書傳家。尤其是郡多秀民的江西吉安府吉水縣，可謂田間陌上，讀書之人時見；街頭巷尾，吟誦之聲相聞。
結果是什麼呢？
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
這可是明初就有的說法。遷都北京以後，則成為不能不認真對待的問題。洪熙元年七月，內閣大學士楊士奇向仁宗皇帝鄭重提出：科舉考試必須兼顧南北，保持平衡。
明仁宗說：北方人的學問，遠遠不如南方人啊！
楊士奇說：若論德才兼備，也各有所長。
明仁宗問：那你說怎麼辦？
楊士奇答：南北分榜六四開。
仁宗採納了這個建議。宣德以後，比例又改為南方人佔百分之五十五，北方人三十五，不南不北的百分之十。
南方士大夫成為官僚集團的主力軍。
嘉靖年間的嚴嵩，就是江西分宜人。
扳倒嚴嵩的徐階，則是松江華亭人。
實際上實行兩京制以後，南方更有優勢。因為權力中心其實鞭長莫及，南直隸蘇州、松江、常州和徽州又在名義上直屬中央，可謂佔盡天時地利。同屬太湖流域的湖州和嘉興自然利益均沾資源共享，包括東南沿海也受惠受益。實際上只要皇帝不來巡視，南方人民便會自得其樂地發展著。
幸運的是，嘉靖和萬曆連宮門都不想出。
這其實是好事，至少對於民間是如此。事實上，君無為則民自治。何況朱元璋父子所有的制度設計，目的都是外御強敵內防政變。只要不危及國家或者說朱家安全，最高統治者並不喜歡多管閑事，也無意過問普通民眾的早茶。
實際上這正是太祖高皇帝的主張。在他的時代，官員們如果未經特別批准擅自出城下鄉，將會因「擾民」之罪受到重罰，最高可至死刑。來自農村的朱元璋深知什麼叫作官逼民反、兵匪一家，很不希望這種悲劇在他治下重演。
問題是宣德皇帝之後，帝國已不能自上而下操控。自治的鄉民需要基層組織，不能出城的縣官也需要代理，更何況某一部分人已經先富起來。他們是王朝種種優惠政策的受益者和現存秩序的既得利益者，有能力也有動力充當官民之間上傳下達和討價還價的中間商，新階層便應運而生。
這就是縉紳、鄉紳或者說紳士。
將這個新階層稱為中產階級並不合適，儘管這樣說更便於理解。事實上縉紳的本義是指官員。他們上朝時要隨身攜帶叫作笏（讀如護）的東西，相當於筆記本。不用的時候便插在寬大的腰帶間，叫縉紳：縉是插入，紳是腰帶。
新階層卻原則上不包括在職官員，主要組成人員是離職官員和候補官員。離職有種種原因，比如致仕和守制，也就是退休或者因父母去世在家守喪。候補也有種種途徑，比如通過選拔成為最高學府國子監的監生，或者通過科舉考試成為舉人。舉人和監生都可以直接授官，所以是候補。
離職的是紳，候補的是士，合稱紳士。
告老必須還鄉，待崗當然在家，所以又叫鄉紳。
鄉紳卻名聲不好，至少明中葉以後是這樣。
不好是有原因的。景泰年間由於中央財政吃緊，政府便規定可以花錢購買監生身份，本尊卻未必需要入學，助學金則照領不誤。這等好事自然有人趨之若鶩。再加上國子監和地方官學擴招，候補官員便有如過江之鯽，終於形成「官多員少」的現象：有資格入仕的多，實際在職在崗的少。
於是鄉紳的隊伍變得魚龍混雜良莠不齊，其中難免目不識丁的暴發戶和慣於謀私的老官僚，甚至還有高利貸發放者和開當鋪的。他們半官半民地閑居基層，又能幹什麼呢？
橫行鄉里，魚肉百姓，包攬訟詞。
這就是土豪劣紳。
正派的紳士當然不能這樣。除了身份地位，他們還得要有教養和貢獻，才能成為受到尊敬的人。這些基層工作包括支持社會福利機構，資助並且監督灌溉工程，調解鄰里矛盾等等。總之，真正的紳士應該同時是慈善家。這就要求他們既有錢又有閑，還與公權力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後面這條至關重要。事實上，儘管當時的紳士幾乎都能成為地主，地產卻不是成為紳士的先決條件。官員身份才是決定性的，哪怕那身份可以購買且長期候補。不過，明代的監生和舉人都是終身制，不像宋代還要講有效期。因此除非自然減員，誰都不會退群，豈能不蔚為大觀？
紳士成為階層在明中葉以後，並非沒有原因。
何況要想發家也不難，包括在職的官員。事實上，由於朱元璋發誓要建設清廉的政府，要讓臣僚不但在名義上而且在實際上成為大公無私的服務員，因此欽定的薪資標準低得僅夠糊口。然而作為補償，帝國又給了他們種種特權，包括減免賦稅，在與普通百姓發生民事糾紛時司法部門無權擅自拘審等等。這些特權，就連不是候補官員的秀才也有。
結果怎麼樣呢？
達官顯貴做大生意，兵頭將尾佔小便宜，所有官員都有半公開半合法的額外收入，保證生活舒適家境殷實。最重要的是，特殊待遇和合法權益原則上都不會受到侵犯。
這樣看，紳士似乎又很像中產階級，只不過應該理解為政治上和社會地位的，而且不能看成有地產的gentry。
更何況，這個群體自身也有層級。
如果不算在任官員，那麼高級紳士為鄉居的顯貴，低級紳士是貧寒的秀才舉人。他們的經濟利益、道德觀念和政治訴求都不盡相同，因此作為官方與民間的中介，立場態度也有區別。下層紳士往往更能代表民眾意願，而且因為更善於跟官方打交道，在鄉民受到侵害時也能夠更好地維權。
中高級紳士樂於承擔的另一些義務，是編纂族譜和修建宗祠，以及投身鄉約工作。鄉約本是鄉民之間的約定，並無法律效力，但由於能夠帶來切實的好處，對不合作者又能用開除來制裁，因此便實際上構成一種命運的共同體。
共同體成員享有以下權利和義務：為鄉民的成家立業和生活困難提供幫助甚至援助，對他們的缺點錯誤進行批判並且促其改正，定期或不定期進行道德教育等等。這無疑有利於社會安定和政權穩固，且能為國家節約管理成本，因此儘管鄉約創始於北宋，卻在明代興盛起來並延續到清。
看來，明的高度集權僅限於上層建築，皇權不到之處卻相對寬鬆。於是在廣大農村以及市民社會，各種民間力量便野蠻而自由地生長著，呈現出生動活潑的千姿百態。
那才真是多樣的世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