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宗是在王守仁修改報告之後離開南京的。
這時距離平叛已經一年兩個月，皇帝自己和他的走狗們也獲得或者說騙取了榮譽，沒有理由再賴在這裡。南京人民暗地裡都額手稱慶，因為這位威武大將軍鎮國公鬧得帝國的副都雞犬不寧，處女、寡婦和小豬都被江彬搜索。後一動作的原因是豬與朱諧音，大將軍下令禁止養豬和殺豬。
帝王的荒唐從來只有你想不到，沒有他做不到。
不過，凡事都有謝幕的時候，武宗的遊戲生涯則以悲劇告終。由於捕魚他落入水中，差點讓自己餵了魚。此後皇帝作為病人回到北京，並在三四個月後孤獨地死去。三十一歲的他沒有留下兒子也沒有遺囑，內閣大學士楊廷和便奉太后懿旨抓捕江彬，迎武宗堂弟朱厚熜（讀如聰）入京。
這就是明世宗，俗稱嘉靖皇帝。
嘉靖繼承皇位時十五歲，在位四十五年。死後三子朱載垕（讀如厚）接班，是為隆慶皇帝明穆宗。六年後穆宗去世，兒子朱翊鈞（翊讀如議）繼位，是為萬曆皇帝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這祖孫三代近百年，便構成了明中葉。
明中葉的政治特點，是皇帝不作為，閣臣窩裡斗。嘉靖創造了二十年不見大臣的紀錄，萬曆也數十年不上朝，朝廷成為嚴嵩和張居正等人依附太監，上演各種鉤心鬥角戲碼的舞台。這當然是只能以後再說的話題，但那祖孫的驚人相似卻讓人好奇：難道他倆真的是一個修仙一個抽鴉片？
主要原因，恐怕還是前面鬧夠了。
其實只要稍加留意，便不難發現明代前期很折騰：朱棣奪皇位，宣德征越南，英宗伐蒙古，寧王反南昌，成化初年則民變不斷，只有後面部分和弘治年間天下太平。
難怪，除了太祖和成祖，前期的皇帝都短命。
後期的則病態。光宗朱常洛乾脆就是病人，甚至沒能活到使用自己的年號泰昌，在位時間其實只有一個月。接班的兩個兒子也都有心理問題。天啟是什麼事都不管，專心致志做木匠活，天下成為魏忠賢的。崇禎則什麼人都不信，大權獨攬疑神疑鬼剛愎自用，結果是北京又變成李自成的。
這叫什麼呢？
前期鬧哄哄，中期懶洋洋，後期病殃殃。
天啟是等死的節奏，崇禎是找死的節奏。
這樣看，正德皇帝明武宗便成為轉折點。實際上到憲宗成化年間，帝國上層建築的基本建設已經完成，國家機器也能夠自行運轉，需要處理的只是歷史遺留問題。難怪此後竟有三十多年無話可說，以至於做個大事年表都困難。
武宗的歷史使命則是釋放能量。這能量既是他的，也是帝國的。不要忘記，大明王朝乃依靠元末起義而建立，因此聚集了巨大的能量。但是獲得政權之後，朱元璋便不再願意與他人分享自由，也不願意像唐宋那樣開放帝國。他和他的子孫甚至用了近兩百年的時間來重修長城，就像農村老地主修建莊園的土牆和柵欄，既防狼群入侵又防羊們出逃。
朱棣以後的皇帝，就是看守那份家業的。
看家護院其實乏味，百年老店更是寂寞，成為留守兒童的武宗只好自封為威武大將軍鎮國公。但唯其荒誕，能量的釋放才是井噴式和一次性的，以後便波瀾不驚。
嘉靖和萬曆不問朝政，也恐怕因為沒啥可問。
兩位的享年倒很可觀：嘉靖六十，萬曆五十八。考慮到後來的天啟只活到二十三歲，他倆真的要算長壽，儘管是否健康實在難說，政績更是無從談起。要知道，就連一貫歌功頌德的正史在為他們立傳時，都覺得無碑可樹乏善可陳。
明中葉，也成為轉折時期。
變化是同時代人自己感覺出來的。嘉靖三十二年的進士王可立，便在他所著《建業風俗記》中這樣描述：正德以前南京的民居房屋矮小，廳堂大多在後面，即便有雕樑畫棟也風格簡約。嘉靖末年則不要說士大夫，就連普通百姓蓋新房都要大興土木豪華裝修，奢侈程度令人瞠目。
文明禮貌則成為稀缺資源。過去在南京城，哪怕陋巷中或城鄉接合部，也隨處都能遇到質樸俊偉的忠厚長者、知書達理的翩翩少年。嘉靖末年卻只見紈絝惡少飆車打馬，即便路遇尊長也不避讓致敬，全然不知禮數為何物。
女人也今不如昔。萬曆二十六年的進士顧起元在《客座贅語》中說，正德之前南京民風淳樸。婦女深居簡出，輕易不肯拋頭露面，而以燒飯釀酒針線女紅為常。嘉靖之後則紛紛濃妝艷抹招搖過市，著裝無異於娼妓。她們對時尚的追求也由過去的十年一變，改為兩三年就要花樣翻新。
一言以蔽之：驕奢淫逸。
北京也好不到哪裡去。萬曆二十年的進士謝肇淛（「浙」的異體字）在《五雜組》中不無諷刺地說，那個地方只有四種人多：宦官多於紳士，女人多於男人，娼妓多於良家，乞丐多於商賈，早已不復為慷慨悲歌的俠義之地。
這恐怕完全在朱元璋意料之外。
朱元璋是個發達後不忘本的人。他崇尚勤勞儉樸，厭惡奢靡和懶惰，反對任何華而不實的東西。進貢奇珍異寶只能讓他憤怒，穿新靴子在雨地里走則會挨罵。這位開國皇帝跟所有白手起家的創業者一樣，不希望身後出現敗家子。
當然，更不允許有人偷他的錢。
實際上朱元璋父子發明和重用廠衛，尤其是讓太監掌管特務機構，未嘗沒有反腐倡廉的初衷。他們認為，宦官沒有子孫後代，皇宮就是自己的窩，哪有自家偷自家？可惜他們忘了，宦官是家奴不是家人，沒有義務幫你省錢，幫你進行廉政建設。就算不敢貪污，難道還不能索賄受賄？
結果，那些牧羊犬變成薅羊毛最多的。
腐敗總是與奢靡關聯。何況經過一百多年的積累，帝國已經相當富足，沒必要大家都節衣縮食。畢竟，儉樸不等於簡陋，清廉不等於清貧，排場卻能體現官家的威嚴。只可惜什麼叫合理消費，什麼叫鋪張浪費，從來沒有界線。
新的理論開始產生。
正德和嘉靖年間的上海人陸輯就極力為奢侈辯誣。依照他的觀點，消費不等於浪費，儉樸反倒多因貧窮。節約也並不能致富，最多只能保證貧困戶不至於破產，富足天下卻得靠拉動內需刺激市場，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奢侈品消費恰恰有這種作用，富裕地區的人民則既會生產又會生活。
這當然可以從長計議。實際上，有張揚的惡俗，有低調的奢華，有無聊的鋪張，有雅緻的精細，奢與儉其實沒那麼簡單。財富和資本沒有去向，不能用於改善民生、科技創新和擴大再生產，只能用於窮奢極欲，才真是大問題。
觀念變了，也才是最重要的。
民間用語生動地反映了這種變化。比如宋元以來就已經有了的「營生」和「生計」等辭彙，到明代便明確包括商業在內，「做生意」也逐漸成為貿易活動的專有名詞。
這可是全民共識：生存是要經營和運作的。
難怪武宗要在皇宮裡開個店鋪了。
京師風氣之變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正如謝肇淛自己說的：帝都所在，萬國來朝，交易皆四遠之貨，奔走皆五方之民。本地人遊手好閒不務正業，當然活成那個樣子。
現在很清楚，農業帝國並不排斥商品經濟，統治模式也非一成不變，因此生活方式和產業結構都可能改變，尤其是在最高當局不管事的時候，以及天高皇帝遠的地方。
比如長江三角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