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制度中，既有金元遺產，也有朱家發明。
不過，第一條恐怕很難被當事人承認。大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還是吳王的朱元璋就傳檄天下，提出「驅逐胡虜，恢複中華」的口號。他還明確指出：自古以來就是帝王居中國而治天下，夷狄處外圍而奉中國，沒聽說有夷狄可以替天行道，號稱中國讓四海臣服的。
很顯然，在這篇政治宣言中，未來的皇帝以中華文明的復興者自居，應該說這是他的真實意願。只不過，怎麼想和怎麼說是一回事，怎麼做和能夠怎麼做是另一回事。事實上在他們建國之初，古老文明已是百年孤獨；讓那些揭竿而起的造反派將自己的氣脈接續到唐宋，又豈非強人所難？
對明代政治影響深遠的，其實是金元。
元與金關係密切，他們跟契丹人的遼一樣都是來自北方的非漢族政權，也都是由部落而帝國，一步登天。因此當他們建立起幅員遼闊的統治區域，而且征服與被征服民族的人口比例倒掛時，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就擺在了面前：繼承哪個文化傳統，按照誰的習慣、規矩和制度來實施統治？
這個問題，遼想過，金想過，元也想過。
金的辦法是以遼為鑒：鄙遼儉樸，襲宋繁縟之文；懲宋寬柔，加遼操切之政。這話雖然聽起來符合文武之道，卻也透露出一個信息：遼和金都是操切之政。
說得難聽點，就是簡單粗暴，野蠻殘忍。
或者說，苛暴。
苛暴的表現之一是杖責大臣。只要皇帝不高興，就能把某個官員按倒在地予以痛打，既無須法定程序，也不論職位高低，宰相的特權則不過是挨打時屁股下面有褥子。
更奇葩的是，金的皇帝認為這種刑法非常人道。海陵王完顏亮就說：板子打在你們身上，其實疼在朕心裡。更何況痛打之後任用如初，難道不比流放千里之外好？
這可真是暴君邏輯。然而對於士大夫來說，是寧可罷官也不願意這樣受刑的，因為士可殺不可辱。在眾目睽睽之下遭此凌霸，則尊嚴何在，體面何存？君使臣以禮，才能要求臣事君以忠。相反，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見《孟子·離婁下》。">
之前的兩宋，就明白這道理。
完顏亮和忽必烈卻並不這麼認為。或者說，他們根本就沒有這個概念。畢竟，金和元都是政治暴發戶、昔日奴隸主和北方游牧民統治的國家，奴僕挨打在他們那裡實在要算是稀鬆平常，何況打起人來也可謂一視同仁。那麼請問，女真和蒙古的貴族打得，漢族士大夫怎麼就打不得？
所以，杖責大臣，元承金制。
然後，是朱元璋接棒。
以中華文明復興者自居的朱元璋，應該不會不懂「士可殺不可辱」的道理。然而這位開國皇帝的內心世界，卻是既不同於上流社會出身的趙匡胤，也不同於底層平民出身的漢高祖。劉邦確實不喜歡讀書人，但態度公開而坦誠。包括他揚言見了儒生的帽子就想拿來當尿壺，也不失天真。
相比之下，朱元璋則可謂陰毒。
陰毒的表現是文字獄，也就是在字裡行間找茬，然後興起大獄殺人。比如杭州有人上賀表稱：
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
這些話無論誰看了都知道是歌功頌德拍馬屁，朱元璋卻歇斯底里勃然大怒：生就是僧，罵我做過和尚；光就是沒有頭髮，罵我是禿子；則就是賊，罵我做過賊。於是那個馬屁精稀里糊塗就被砍了腦袋，嚇得魂飛魄散的禮部則請求朝廷頒布行文用字的標準格式，以免臣民誤觸法網。
可惜這件事哪裡有譜，朱元璋的想法也實在離奇，而且想一出是一出。結果不但「以身作則」不能說，「天下有道」和「袞袞諸公」也不能講，特殊的殊更不能寫，因為道就是盜，袞就是滾，殊拆開來是歹朱。謝天謝地，幸虧朱元璋識字不多想像力也有限，還忙不過來，否則漢字豈不都得廢了？
抱歉，「否則」這個詞也是不能說的。
文字獄前後經過了十三年，最後以翰林院學士劉三吾等人制定出標準格式了結，留下的陰影卻堪稱巨大。後來乾隆皇帝還如法炮製，又把文字獄推向極致。明清兩代文明成就遠不如唐宋，朱元璋和乾隆帝應該負主要責任。
但，更可怕的是心理。
實際上朱元璋父子都很變態。篡奪皇位後，明成祖瘋狂迫害建文帝舊臣。有個官員的妻子五十六歲，也被送進教坊司當妓女，很快死去。教坊司請示處理方案，朱棣的御批竟然是：著錦衣衛分付上元縣，抬出門外著狗吃了，欽此！
如此不把人當人，打屁股又算什麼？
打屁股當然是直接從金元那裡繼承下來的，不過在明代有了正式的名稱，叫作廷杖。廷杖雖然並未入法，只是皇帝的私刑，卻堂而皇之地公開進行，地點在午門。屆時由錦衣校尉執棒，司禮太監坐在上面監視，朝廷大臣則必須陪列於西邊台階的空地，眼睜睜看著同事被打得血肉模糊。
如果有人站出來反對，則一併受刑。
這可真是斯文掃地。
實際上，金元大臣受責多因有錯，或皇帝要立威；明代朝臣挨打則多因頂嘴，或皇帝要出氣。嘉靖十三年，就有個小官因為意見不同而被廷杖，氣哼哼的皇帝居然走出文華殿旁聽。錦衣校尉打一棒報一棒，直到打斷三根棍子，被打的也昏死過去，嘉靖仍不解氣，還氣得徹夜不眠。
可見，廷杖打的就是士大夫的體面和尊嚴。
結果卻有兩種。一種是皇帝打得越凶，挨打的名氣越大威望越高，因此有故意惹他生氣的。另一種則相反，乾脆三緘其口裝聾作啞，天塌下來也不管。但無論意氣用事或心灰意冷，都意味著士大夫群體與皇家漸行漸遠離心離德。
廷杖讓皇帝淫威盡施，也人心盡失。
特務們則趁機弄權。因為下令的雖然是皇帝，下手的卻是他們。錦衣校尉用力的輕重，全看司禮太監的靴子。靴尖如果向外，受刑的還有活路；如果向內，杖下之人輕則終身殘疾，重則命喪黃泉，也不會有撫恤金。
回到唐宋，更是再無可能。
其實明代以前，君臣關係雖不平等，卻還算融洽。漢唐三公坐而論道，士大夫起而行之，官僚視國事為己任。兩宋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更是有如戰略合作夥伴。儘管共治不是共有，但，帝國的統治者是包括官僚在內的。統治集團內部即便紛爭不斷，也是命運共同體，損榮與俱。
明則完全是朱元璋及其子孫的家天下。儘管明代士大夫也會口口聲聲「我皇明」如何，但那實在是自作多情。不信請看錦衣獄中廷杖棒下，可有一絲一毫溫柔敦厚？恐怕只有視臣僚為奴僕，君使臣以威，臣事君以懼。
這可真是只見金元，不見唐宋。
元明清往往被連在一起說，也並非沒有道理。
唐的開放，宋的開明，則永不復返。
繼承了打屁股，發明了文字獄，明代政治終於徹頭徹尾專制化和粗鄙化。這跟以內閣代宰相，用宦官當特務，倒是如影隨形相得益彰。奇怪的僅僅只是，在如此統治下，明代的經濟和文化卻照樣得到了發展，呈現出繁榮。
那麼，這又是為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