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十八年（1420）十一月，朱棣正式宣布遷都。
新首都是他的老窩北平，不過在永樂元年的正月就已經改名北京。北平地區當然也相應地改為順天府，以對應南京地區的應天府。對此，朱棣的解釋是：開基創業，興王之本為先；繼體守成，經國之宜尤重。
這倒不完全是官腔。正如明中葉一位大學士所說：財賦出於東南而金陵為其會，戎馬盛於西北而金台為其樞。兩都並立，以軍事重鎮北京為首都，經濟中心南京做副都，就能坐北朝南居中而治，確保帝國長期的穩定和安全。
何況在此之前，忽必烈已經將京杭大運河取直。明成祖再將不夠暢通的河段予以疏浚，東南的物質財富就不必繞道洛陽而能直達北京，也不必像元代那樣部分依靠海運。
因此到了永樂十三年，海運便完全停止。
新都則在十九年正月初一正式啟用，並成為明清兩代的京城，儘管後來的樣子跟永樂時期有所不同。比如外城就是嘉靖年間修的，而且由於經費不足變成了半截子工程。但這並不重要。因為即便沒有外城，明代北京的城市規劃和建設也足夠壯觀，並且足夠體現中華帝國的皇權意識了。
那就走進去看看虛實。
虛實是一目了然的。從空中俯瞰，不難發現嘉靖以前的北京由三重城圈構成。三重城圈都是方的，而且全部很標準地坐北朝南，端端正正，就像一套方盒子。裡面的兩個盒子都是矩形，最外面的一個則接近於正方形。
三個盒子由里到外，分別叫宮城、皇城和京城。
宮城是北京的核心。由於對應天上的紫微星，又是閑雜人等不得擅入的禁區，所以也叫紫禁城。這座由50米寬護城河環繞的城中之城，佔地面積72萬平方米，規模相當於一個中小縣城，卻只住皇帝一家人，以及他們的服務人員。
沒錯，至尊天子當然享受至尊豪宅。
紫禁城四門，東西南北各一座，分別象徵著東青龍、西白虎、南朱雀和北玄武。因此北門就叫玄武門，清代才改名神武門。這恐怕是有來歷的——唐代長安的宮城北門就叫玄武門，皇城之南則是朱雀門以及又叫天街的朱雀大街。
北京紫禁城的南門卻不叫朱雀門，叫午門。
午門很奇特。它的左右建兩翼式城牆，圍合成兼有朝堂作用的廣場，並且放有日晷和銅製的度量衡模具。授時（每年冬至頒發新曆書）在這裡，核實計量標準在這裡，獻俘和廷杖也在這裡。午門外廣場，是權力和統治的象徵。
東西兩邊，則是東華門和西華門。
與午門和玄武門都在城牆正中不同，東華門和西華門在宮城城牆偏南。這是因為紫禁城內分為兩個部分。主體建築由南向北，南區是奉天、華蓋和謹身三大殿，北區是乾清和坤寧兩大宮。乾清宮和坤寧宮中間的交泰殿是後加的，南區的三大殿也在清代改名為太和、中和、保和。
宮屬內，屬陰，所以是偶數。
殿屬外，屬陽，所以是奇數。
三大殿南是文華殿和武英殿，則叫左文右武。
顯然，前三殿是辦公場所，後兩宮是私密空間，東西兩門也就得開在偏南處，接近文華殿、武英殿和文淵閣。這樣既能方便朝臣和太監出入，也不會驚了陛下的春夢。
這種布局，就叫前殿後宮，或前朝後寢。
把紫禁城包圍起來的是皇城。皇城有內外，外皇城是西南部分缺了個角的矩形，共有四個門：南邊天安門，北邊地安門，東邊東安門，西邊西安門。天安門是舉行國家大典的地方，在明代叫承天門。作為皇城的正門，天安門的前方是御道，東西是天街，左側是太廟，右側是社稷壇。
左祖右社，是政權合法性和正當性的象徵。
最外面的一圈，則叫京城。
京城也有內外，早期只有內城。內城南面正中的正陽門最為高大雄偉，是僅供皇帝出入的正門。正陽門兩邊是崇文門和宣武門，表示文韜武略或者文治武功。北面東邊的叫安定門，皇帝每年一次從這裡出去到地壇祈禱風調雨順，國泰民安。西邊的叫德勝門，凱旋的軍隊由此門班師回朝，以宣示聖德戰勝了敵人。東西兩面各兩個門：東南朝陽門，西南阜成門，東北東直門，西北西直門。以上九個，都是京城的門戶，所以清代的首都衛戍司令便叫九門提督。
三個城圈一線貫通。宮城玄武門和午門，皇城地安門和天安門，京城的內城正陽門和外城永定門，都在同一條中軸線上。正陽門與天安門之間還有國門，明代叫大明門，清代叫大清門，民國叫中華門，現在是人民英雄紀念碑。
顯然，這是精心設計和規劃的結果。
建築史家傅熹年先生的發現更為驚人：紫禁城中，前三殿區和後兩宮區存在模數關係。它們不但都是矩形，而且南北長和東西寬之比都是11:6。同時，由於前者的長和寬都是後者的兩倍，因此前三殿區的面積是後兩宮區的四倍。
或者說，前三殿恰恰是四個後兩宮。
有趣的是，如果在這兩個矩形的四角各畫對角線，交叉點便正好落在乾清宮和奉天殿（太和殿）的中心。乾清宮是皇帝的寢宮和接見臣下處理日常公務的地方，奉天殿則是舉行登基、大婚或壽誕等隆重儀式的殿堂。前三殿區和後兩宮區的幾何中心在乾清宮和奉天殿，說明什麼呢？
皇帝無論在前朝還是後宮，都是中心。
另外一組數字也很有意思：天安門至大明門段的長寬均為後兩宮區的三倍，大明門至景山北牆的距離是後兩宮區之長的十三倍，京城內城面積則是紫禁城的五十倍。
這又說明什麼呢？
明代北京城市規劃的模數是紫禁城，紫禁城的模數是後兩宮區。至於1:49的比例，則體現了《周易》的思想：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易·繫辭上》
這無疑是既神聖又神秘的數字，卻未必是為了取代元大都的規劃模數。沒錯，元大都東西之寬為宮城的九倍，南北之長為宮城與御苑總長的五倍，正所謂九五之尊。這個模數並非不能再用，前三殿和後兩宮台基的長寬之比便正好都是九比五。只不過按照《周易》的觀點，有用的四十九是被創造者，不用的一是創造者。紫禁城佔五十分之一，就意味著北京城是紫禁城演化衍生，皇帝是萬民父母天下之主。
眾星拱月，或者太陽系啊！
如此說來，遷都北京豈非大手筆？
事實上，幾乎永久性地奠定了北京作為政治中心的歷史地位，只是朱棣即位以後所做諸多大事中的一件。太祖時期作為臨時性機構的內閣成為定製，曾經尾大不掉的藩王變成徒有虛名的寄生蟲，便都是他的大動作。這些制度都被他的子孫全盤繼承，由此形成明代政治的個性和特色。
這樣看，朱棣更像明的奠基者。
然而這種「成功」只是對統治者而言，甚至只是滿足了皇權政治的需要，對於民眾以及官員都不是福音。帝國大廈最後轟然倒塌，也要拜朱棣的制度設計所賜。因為這些制度僅僅保護皇帝一個人，而統治的手段又極為變態，完全無視包括士大夫在內所有臣民的生命、人格和尊嚴。
那麼，永樂時期成型的明代特色又有什麼呢？
宦官把持、特務監控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