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至1972年戰爭時期，蒙馬特爾區科蘭庫爾街有一家食品雜貨店，門前總排著十四名顧客，久而久之，他們彼此結成友誼，便決定再也不分離了。
「我呀，」一位老人說道，「我不怎麼想回家，家裡有什麼等著我的，沒有生火，就孤單一人，每天吃這二百克麵包，連點菜也沒有。我那老伴，是一個月前走的，倒不全是因為生活困苦，說起來恐怕你們不會相信：她是為了一件狐皮大衣送了命。若不是戰爭，她還會活在世上，拿她的話說，人不該受這份兒罪。真的，我這也不是發牢騷，可是，我這一生勞碌，到頭來剩下什麼呢？就是受苦受累了。我當售貨員，賣傢具用布，幹了四十年。看起來，這算不上艱苦的行業，然而，一整天站在那兒，眼睛盯著顧客，臉上總要堆著笑，總要向人解釋，一副上心的樣子。銷售經理就在背後監督，他若是斥責你，不管有沒有道理，你只能低頭認錯，不然的話，就把你開了。掙的錢剛夠湊合著過日子。固定工資全交房租了，銷售額分紅也沒有多少。我這就給你們算一算吧，就拿1913年來說，兩筆收入加起來，每月也就是一百八十法郎。還得養活三個女兒，就為照管孩子，妻子不能出去掙錢了。她過得同樣不順心：兩個女兒身子骨弱，總要有一個生病，還得犯愁，掂掇著怎麼用這麼點兒錢。這還不算，1914年打仗了，征我去當了普通兵，當然留在後方，可是當了五年兵，幾乎沒掙什麼錢，1919年複員回家，我的工作有人幹了。最後，到布拉刊和巴朗德拉商店，總算找到事兒干。那幾年，買賣挺興旺，營業額分紅挺多的，幾個女兒也開始掙錢了。這回，妻子才對我說，日子總算好起來了。可是我呢，已經快滿四十八歲了，眼看著要到退休的年齡。她放手花錢的時候，我就跟她叨咕要省著點兒。我妻子仍舊挺漂亮，當然不那麼年輕了，但還是很美，人一打扮好俊俏，只是從前沒時間，也沒錢罷了。要說她現在想打扮了，倒也不完全符合事實。其實，她主要還是有點遺憾，也可以說有點想法，想來想去，腦袋裡就生了個主意，要買一件銀狐皮大衣。她好像隨便說說，向我提起來。要知道，人有時就這麼說，我有了錢，就一定買下來……她心裡也有數，這是異想天開。這也證實了，有一天我對她說，你那件狐皮大衣，歸根到底，還是可以買的，結果呢，反倒是她不肯了。不過，這種渴望，總歸揮之不去。八九年，小十年過去了，有了不少麻煩，小女兒進了結核病療養院，一個女婿開始酗酒。至於那件狐皮大衣，我妻子一提起，就當笑話了，但是要知道，那是一種苦笑，我看著心裡很難受。一天晚上，從布拉刊商店出來，我遇到從前的老闆，他問我願意不願意回他那兒干，當銷售經理。我，當銷售經理，你們想想看，真以為是做夢。可是又一想，我也不免擔心。那是1934年，我快到六十三歲了。一到這把年紀，對不對？就沒有了爭強好勝的念頭，已經沒有了十足的狠心，這是指揮別人必不可少的。不過，這種事兒，我總不能錯過呀。對我來說，這真是個好職位，還不算隨之而來的可以沾沾自喜：總算有了出頭之日。我妻子也很高興。你們也了解女人的心思。去商店購物，聊起來，就對旁邊的一位女士說，我能給您買到便宜東西，我丈夫在納達爾商店當銷售經理。事實上，我和她一樣，都有點飄飄然了。一天晚上，我拎著一包東西回家，正是銀狐皮大衣。毛色美極了，我可不是胡亂買一件。當銷售員，總會有些關係。我呢，認識一個人，他表兄在斯特拉斯堡大街開皮貨店。狐皮大衣花了我兩千法郎，但是貨真價實。我一打開包裝，她的眼淚便流下來了。我從未見過有誰這麼高興。她都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實。她的狐皮大衣倒不怎麼常穿，只穿出去過四五次，或許六次：一次婚嫁喜事，一次命名洗禮，再就是到本城講究的人家用晚餐。星期天出門，有時我就對她說：『瑪麗，穿上吧，這件狐皮大衣。』可是她不穿，生怕磨損了。她用薄綿紙將大衣包好，還放了樟腦丸，裝進一隻美觀的盒子里。每周一次，是星期四，她將大衣掛到窗口透透風，當然，多少也有點讓鄰居瞧瞧，讓人知道她有一件銀狐皮大衣。她這樣顯擺一下，比每天穿在身上還要高興。那陣子，她遂心如意，我也同樣。話說到了1937年，我呢，多麼耐勞的人，覺得身體大不如前，人一下子就老了。腦袋昏昏沉沉，整天想睡覺，兩條腿也浮腫了。工作算是干到頭了，必須辭職，考慮靠自己的積蓄生活了。總共有六萬五千法郎，都換成了終身年金。雖說是年金，你們也能猜得出，收入並不豐厚，日子總還是過得去，處處當點兒心就是了。再後來，戰火就燒過來了，德國人進了城，趕緊逃難。我們也再三考慮了。盧瓦爾河一帶經受了五年戰亂，女兒女婿都居住在河那邊，我們總不能連面都見不到他們就喪了命。於是，我們上了路，我拎一隻箱子，裝幾件換洗的內衣，我妻子拿著她那狐皮大衣盒子。一個月之後，又回來了。只要是晴天，那還可以，可是一變天，就受不了啦。還有吃飯問題，什麼都要花錢，以後的日子恐怕就艱難了。不僅如此，兩個女婿還被俘了，一個女兒趕巧要生孩子，總得幫幫他們。這樣就入不敷出了。物價一漲再漲，而年金卻一動不動。我呢，去年冬天那一折騰，挺不住就病倒了。大夫說：『您得增加營養。』這是自然，但是錢在哪兒呢？我那口子就說：『那好吧，你就別操心了，這回總還能對付過去的。』還真說對了，開春之後，我差不多就康復了；然而她呢，眼看著她日漸消瘦。她總是悶悶不樂，兩條腿發軟，心臟、腸胃，總之，整個人走了下坡路。最後卧床不起了。一個星期四早晨，正是夏末，陽光充足，我上街買東西之前，就對她說：『瑪麗，要不要我把你的狐皮大衣掛到窗口。』她那可憐的頭這才從枕頭上轉向我，眼睛從來沒有那麼明亮過，她的下頦兒開始抖動，對我說道：『我的狐皮大衣，我已經賣掉了。』她賣了八百法郎。一個月前她死的時候，我還想過給她買一件，不讓她懷著遺憾進入墳墓。我心想，如果不是太貴，也許我還能借到錢。我詢了價：一件銀狐皮大衣，還是舊貨，要賣到上萬法郎了。」
「我呢，」一個孩子說，「我肚子餓，總是餓得慌。」
「我呀，」一位少婦說，「我最好也別回家了。我丈夫在西里西亞 ，在德國俘虜營的勤務班裡。他二十八歲，我二十五歲，戰爭永遠也打不完。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過去，我的生活里沒有他了，而這種生活甚至變得牢固起來。我的手提包里，我的房間里，所有的傢具上，全放著他的照片，可是無濟於事。現在思考什麼，決定什麼事，都是我獨自一人。從前，一到星期天，我就跟他去看橄欖球賽、足球賽，或者去看自行車賽。我又是鼓掌又是叫喊：『加油，快呀，把球踢開！』我天天看《汽車》雜誌，還對他說：『喂，馬涅好像保持最佳競技狀態。』現在可倒好，每逢星期天，我就去看電影，或者獨自悶在家裡。等他再回來，我恐怕再也不能讓自己相信，體育還能引起我的興趣，覺得自己甚至都不會去嘗試了。他喜歡的那些人，我也不大去看他們了。戰前，我們經常去布里奧家，他們也來我們家相聚。布里奧是我丈夫的老同學，他跟一名女演員同居過，還認識一位參議員，曾到紐約逗留了半個月。他把我丈夫當成個傻瓜蛋，管他叫『腦殘哥』和『呆木雞』，就當著他的面掐我的大腿，逗得他妻子格格大笑。我們回到家來，丈夫還總對我說：『布里奧這兩口子，是多麼討人喜歡的朋友。』我就應聲『是啊』，而這句『是啊』是由衷之言，並不是單純討他喜歡。現在呢，什麼布里奧，哪怕聽到他的聲音我都受不了。對我的公公婆婆，也是同樣情況，我去看望他們間隔時間越來越長。他們已經徒有其名了。生活當中也不拘小節了。躺在床上看書，出門連帽子也不戴，賴在床上不起來，頭髮披散在背上，沒事兒去看看戲，跟人家約會也遲到，還有其他許多小節，從前都特別注意，現在就百無禁忌了。幾乎沒有走出家門，我就跑了一段什麼樣的路啊！還有更糟糕的，我一意孤行，高興幹什麼就幹什麼。起初那段時間，我還要參考他的想法，我在心裡嘀咕，喏，就當他在家呢。現在呢，越來越不考慮了，到頭來就心安理得，心裡說是啊，當然了，可這有什麼呢，事情就是這樣。還有一種情況，也同樣嚴重，就是一分鐘我也不感到無聊寂寞。一想到他在那麼遠的地方，我非常痛苦，能看到他回來，什麼我都可以付出，可是話又說回來，我從來就不覺得煩悶。我有自己的一套生活習慣，按照自己的意願拿捏的一種生活，再也不可能同另一個人的生活融合了。等他回來，當然了，我會儘力做好，不讓他看出有什麼變化。我還會陪他去看橄欖球，還會去看望布里奧一家和公婆一家，我也盡量不再躺在床上看書了。不過可以肯定，我會不由自主地在心裡埋怨，時刻想著另一種生活方式，在我看來更為率性的生活方式。我已經不是他走時丟下的那個女人了，我好像重新掌握了自身。我能怎麼樣呢？一對夫婦，還成不了一種化合物。元素一旦分解，再重新放在一起，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