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開聆訊之前，那些曾被懷疑與案件有關的嫌疑人，都被證實是無辜的而釋放了。對於地方法官來說，這些人犯的事連立案都很難。警方收集到的所有證據，就像這個季節在樹上收穫的黑莓一樣稀少。遍布街區的線人給警方帶來了一些內部消息，但其中沒有一條是有用的。對於這樁案子，警方甚至都無法編造出一條線索來。
阿瑟·康斯坦特的死已經成為每個家庭、每節火車車廂和各個小酒館裡熱議的話題。去世的理想主義者在社會上的關係太複雜了。在倫敦，無論是東區還是西區，無論是民主聯盟還是宗教團體，無論是廉價客店還是學生宿舍，聞聽此事的人們立即群情激憤起來，整個城市都在為失去了這樣一個不計名利的人而惋惜。這是一樁令人多麼難以捉摸的兇案啊！
在調查的總結階段，也沒有搜集到什麼能使案情有突破性進展的證據。已經有很長時間沒有證人往驗屍官的證物桌上添加什麼東西了。這個階段前來作證的只有死者的親戚和朋友，他們向陪審團敘述的只是些死者生前的瑣事。他的父母都已經去世了，也許這是他們的福氣。他的親戚平時很少能見到他，他們對死者的了解和外人相比也差不了多少。在死者的故鄉，沒有人能預想到他會離開舒適的家，遷居到生活艱苦的工人區。在死者的朋友中，三教九流的人都有，不過他的朋友相互之間未必會成為朋友。正因如此，他的那些朋友各自關於死者的描述才更能讓聽者動容。這是一個從不樹敵，從不失去任何一個朋友的男人的故事；這是一個心地善良，時時刻刻都在為別人著想的男人的故事；這是一個每年不是只過一次聖誕，而是天天充滿著聖誕奉獻精神的男人的故事；這是一個把自己的身心全部奉獻給人類，像從不抱怨葡萄酸的葡萄園園丁一樣任勞任怨的男人的故事。他樂觀而又堅強，從未對自己所從事的事業失望，總能忘卻小我，意志堅定地繼續鬥爭下去。當然他也並不是完全沒有痛苦，這一點讓他更像是一個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不食人間煙火的革命者。他童年時代的好友理查德·埃爾頓，現在是米德蘭郡薩默頓的一個牧師，交給驗屍官一封死者在悲劇發生前十天寫給他的信件。驗屍官大聲朗讀起信中的一些段落：「你知道關於叔本華的事嗎？我是指那些對他誤解之外的事？最近我一直在研究他的著作。他是個絮叨但並不討人厭的悲觀主義者。他那篇《論人世的痛苦》非常耐讀。首先他把基督教和悲觀主義的同化（文中稱之為『自殺』）當作一種悖論，這種驚世駭俗的做法深深地打動了我。但這的確十分有道理。在芸芸眾生之間確實充滿了痛苦和苦難，人類是一種墮落的動物，一切都充滿了罪惡。啊，我的朋友，自從我來到這個到處是苦難和罪行的世界後，我已經消除了很多幻想。個人的生命——百萬人的生命——在敗壞、惡俗以及對文明的褻瀆面前又算是什麼呢？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就像魔王府邸里一絲微弱的燭光。利己主義持續的時間太久，而生命又太短暫了。更糟的是大家都太容易滿足了。窮人甘於貧困，而富裕的人也不願意去發展文化。那種為孩子的一便士學費而苦惱的女人們，只要能得到我們一點點的施捨就感到非常滿足了。
「工廠里的工人們是真正的保守分子。激進的工人嫉妒他們的領袖，領袖之間則相互猜忌。叔本華在年輕的時候肯定也組織過工會，不然他不會把做一個哲學家稱為自殺。他聲稱自己和佛祖之間有著親密的關係，把佛經中的『金剛乘』分離出來作為他『意志與表象』哲學的一部分。布拉瓦茨基夫人是一個多麼偉大的女人啊！我不敢妄稱自己一直追隨著她，因為她總是那麼高高在上，而我卻還沒有形成什麼成熟的思想。需不需要送你一本她的書？那些書真是太棒了……在它們的指引下我已經成了一個講話流利的演說家了，演講之道很容易被掌握。我現在覺得最可怕的是，演講者總是在說一些會迎來歡呼的話語，而不把生活中的現實告訴他的聽眾。露茜目前還在義大利開畫廊，當我看到工廠里那些胸部扁平的女工時，我總會為我們曾擁有的幸福時光而感傷。不過，現在我卻認為工廠女工應該獲得與她一樣的幸福。」
證人向陪審團解釋道，信中提到的露茜全名叫露茜·布倫特，是死者的未婚妻。可憐的姑娘已經收到電報，現在正在往回趕呢。證人聲稱這封信中所表露的沮喪情緒並不常見，他的大部分信件的內容是輕鬆、明快而又充滿希望的。即使是在這封信的末尾，也還是提到了對於年底聖誕假期所做出的各種有趣的計畫。別忘了死者還是一個虔誠的教徒呢。
驗屍官：在生活中有沒有什麼麻煩會引起他短暫的情緒低落？
證人：這我可不知道。我想至少他的經濟情況應該沒有問題。
驗屍官：他和布倫特小姐吵過架嗎？
證人：我能負責任地說，他們之間沒有任何意見分歧。
驗屍官：他是不是個左撇子？
證人：當然不是，他也不是那種兩隻手都同樣靈活的人。
陪審員之一：叔本華是不是由「自由思想出版協會」負責發行著作的異教徒作家之一？
證人：我不知道他的書是誰印的。
陪審員之一（一個矮小而粗獷的蘇格蘭雜貨商，名叫山迪·桑德森，他是弓區保守黨協會的執事）：先生，別跟我們支支吾吾的，你說的那個叔本華是不是在科學講堂發表演說的無神論者？
證人：不，他是個外國作家（桑德森先生聽到這一點感到非常慶幸），他認為生活沒有什麼意義。
陪審員：你對你朋友這樣一個教徒閱讀這類大逆不道的作品是不是特別驚訝？
證人：死者什麼書都讀。叔本華寫了許多哲學著作，並不是你想像的那種人。也許你應該找本他的書來讀一讀。（笑聲）
陪審員：那種書我碰都不會碰一下。那種東西全都該燒掉。還有那個布拉瓦茨基夫人的書——那叫什麼？那也叫哲……學嗎？
證人：不，她的著作是關於通神學方面的。
列車工人協會的秘書阿蘭·史密斯說，死者在遇害前一天曾經跟他有過一次面談，滿懷激情地談到了對運動前景的看法，另外還開了一張十幾尼的支票送給列車工會。死者許諾自己會在第二天早晨的會議上發言。
蘇格蘭場刑偵隊的愛德華·溫普先生說，自己並沒有在所有收集到的信件和報紙上獲得任何有助於破案的線索，這些東西稍後都會交還給死者的家屬。刑偵隊暫時還沒有找到解決謎題的途徑。
驗屍官最後對目前所收集的證據做了個總結。「先生們，」他說，「雖然現在我們得到的證據非常少，但我們還是要偵破這件撲朔迷離的案件。就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十二月四日周二的早晨，在格羅弗街十一號進行租房業務的達普頓太太費盡全力也無法叫醒租住了整個二樓的房客。達普頓太太感覺情況不妙，立即把住在街對面的喬治·格羅德曼先生找了過來。想必大家都了解格羅德曼先生的威名，此案中他那清晰而又嚴謹的證詞對我們幫助很大。格羅德曼先生撞開了門，他們發現死者躺在床上，喉嚨被割破了。據格羅德曼先生判斷，死者沒死多久。他們在房間里沒有找到兇器，沒有找到行兇的人，而且那間密閉的房間當天也不可能有人進出。醫學調查顯示傷口不可能是死者本人弄出來的。但先生們，這事只能有兩種解釋。傷口要麼是別人弄出來的，要麼是死者本人造成的。接下來我將分別對這兩種可能進行闡述。首先，死者是不是自殺的呢？證詞上說死者雙手垂放在腦後躺在床上，傷口從右至左橫貫喉嚨，最後終結在左手拇指的一處刀口上。如果傷口是死者本人弄出來的，那他一定是用右手做的，同時左手還必須一直處在頭部的下方。這種姿勢既不自然，而且特別奇怪。更重要的是，如果死者是用右手割的，他應該是從左向右移動。照常理不太可能彆扭地使用右手，除非他有意想引起別人的困惑。如果繼續推想下去的話，死者去世的時候右手應該處於頭部下方，因為據羅賓遜醫生判斷死者幾乎是在瞬間斃命的。如果他的判斷是正確的話，死者不可能有時間擺出那樣的姿勢。傷口也有可能是死者用左手造成的，不過別忘了死者慣用右手。另外，我們在房間里沒有找到任何可能造成傷口的兇器，這一點從另一方面印證了之前的那些醫學調查。警方對可能藏匿剃刀或其他兇器的地方做了徹底的搜查，比如說毯子、床墊、枕頭以及窗下的街道上。但當我們設想行兇者有可能會在哪裡藏匿武器時，必須考慮到死者是在瞬間內死亡的事實，同時地板上還沒有發現一滴血。最後，兇器很可能是一把剃刀，但死者從來不剃鬍子，也從沒聽人提起過他會有這種東西。在羅列了上述這些事實以後，我想，依據警方和醫學方面的證據，我們會馬上放棄自殺這種可能性。另外，我們可以暫時試著不管案件的物質層面，而毫無偏見地去審視其精神層面。死者有沒有理由輕生呢？他年輕，不缺錢，在社會上很有威望。他待人誠懇，同樣也受到許多人的愛戴。人生的美好畫卷才剛剛在他面前展開。他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