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 國家肖像館:1968年

獻給我的兒子查爾斯·拜厄特

(1961.7.19—1972.7.22)

她邀請亞歷山大去國家肖像館聽弗洛拉·羅布森朗讀伊麗莎白女王的作品,亞歷山大不知道這是一時衝動還是惡毒的蓄謀。他本來想說不去,最後卻答應了,於是此刻就站在這幢大廈外面,開始琢磨起它炭黑色的名字來。另外,她還在一場魚龍混雜的晚宴上邀請所有在座者參加,但除了他,只有丹尼爾接受了邀請。現場有個青年畫家宣稱,「國家」和「肖像」這兩個詞本身就足以把他拒之門外了,謝謝。這位有主見的年輕人聲稱,那不是他喜歡的場合。弗雷德麗卡言之鑿鑿地說,那是亞歷山大喜歡的場合。亞歷山大表示抗議,儘管他對那地方向來青睞有加。無論如何,他還是來了。

他琢磨著那幾個字,曾經氣勢如虹,現在卻沉寂了,國家和肖像。它們都跟身份有關:某種文化的身份(地方、語言和歷史)和作為模仿對象的人類獨立個體的身份。對亞歷山大來說,二者都很重要,或者曾經很重要。不過,他感覺周圍的物體有種審美上的愉悅感。黑色環形欄杆上系著達恩利畫的伊麗莎白·都鐸肖像系列的淺色複製品,上面布滿褪色的珊瑚紅、金色、白色,神態傲慢、警覺,在宣告著「人民,過去,現在」。

路上,他經過幾幅第一次世界大戰徵兵用的招貼畫,畫里的士兵沖著他伸出控訴的手指。還有家名叫「我是基奇納老爺的僕從」的古董店,裡面擺滿了大不列顛帝國小古董的複製品,播放的背景音樂不是軍號而是普通擴音電吉他的鏗鏘聲和悲嘆聲。在沙夫茨伯里大街的一塊廣告牌上,他看到一個非常不順眼的畫面,那是一個肌肉發達的工人的後背圖,裸露到腰部,穿了條紐扣緊扣的紅白藍三色相間的馬褲。橫過此人脹鼓鼓的臀部,如塗鴉般寫著「我支持英國」幾個字。

他上方國家肖像館的台階上行走著徒步旅遊的人們,他們長著嶄新的古人臉。有人腳蹬耶穌靴,身穿土耳其長袍,斷斷續續傳來的歌聲或叮噹聲,打破某種和諧的寧靜。

亞歷山大走了進去。她不在那裡,他早料到會這樣。從他上次——不是最近——參觀過後,肖像館變了很多。失去了維多利亞時代流行的米黃色和桃紅色的剛硬,卻帶上了某種造作的華麗,樓梯過道排列著黑亮的壁龕,擺放著都鐸王朝時期的聖像,看上去還不至於讓人不舒服,他想。他走上去尋找達恩利畫的肖像,但肖像因為展覽已經被移走,所以他只好坐在一把條椅上欣賞起一幅作為替代品的格洛麗婭娜 的肖像,用的是紅赭色、鉛白色顏料,彷彿在提示英國在暴風雨和太陽的炙烤中經過了好幾個世紀,一團馬毛般的棕色頭髮足有一英寸厚,覆蓋在腦袋上,加了棉絮的絲綢顯得很沉重,被鯨骨撐著。

人群從他和畫作之間如潮水般涌過去。光是國家肖像館的台階上就已經擠滿了參觀者,滿眼各種各樣的制服,而制服又千變萬化。下面是各種穿著平底拖鞋的髒兮兮的腳,上面是各種絲綢般光滑、毛蓬蓬像墊子般厚實的鬍子和藏紅色紗麗長袍。有的士兵穿著來自越南和克里米亞的部隊夾克服,士兵們的胡茬兒剛剛發芽,家禽般細瘦的脖頸從褪色的肩章上方的金領中伸出來。有的女孩穿著銀色緊身衣和銀色靴子,橡膠般堅硬,銀色的裙子在緊緻的屁股上彈動著;還有的女孩身穿黑絲絨衣服,上面掛著金屬網眼錢包,走路有氣無力,假髮卷和假劉海上貼著紙花。有幾幅喬治·桑 、賽克里本特小姐的肖像,穿著長褲和荷葉邊襯衫,頭戴絲絨貝雷帽。看不出性別的人們穿著用印花拙劣的印度床單裁剪而成的寬鬆、耷拉的外衣,慢騰騰地挪動著腳步,亞歷山大童年時代生活的海邊閣樓上,那種床單長年累月積澱了大量的灰塵。有人帶著嶄新的貝拿勒斯乞討缽,環繞他們脖頸的簇新又閃亮的鈴鐺像系在奶牛脖子上的小鈴般叮噹作響。這東西亞歷山大在街邊十多家攤鋪上都曾看到過。小販們手頭還握有小卡片,說這些鈴鐺象徵著靈性。

美國遊客們穿著英國的橡膠防水衣、英國的花呢衣服、英國的開司米,頑強地緩緩向前移動,耳朵里的有線耳機傳來語音導覽盒中虔誠的喃喃聲。毫無疑問,這些聲音在輕聲訴說著英國文藝復興時期那些肖像雖然貌似聖像卻很寫實的特質,以及文藝復興全盛期堅實又縹緲的輝煌結束後野蠻又粗鄙的兩個世紀,仍然堪稱一種風格,人們開始逐漸了解它的本來面目。這種風格偏重描繪世俗,是年輕的愛德華四世統治下毫無節制的偶像破壞運動過後出現的新風格。那個年代,天使、聖母、聖子們在大街上熊熊燃燒,噼里啪啦地爆裂,當作祭物被供奉給一個符合邏輯的絕對上帝,這位上帝卻並不喜歡肖像。

亞歷山大看著托馬斯·克倫威爾 和戲仿士兵的畫像,思考著現代滑稽模仿的本質。對這種東西,他好像不理解也不喜歡,因為它不夠直接又沒有針對性目標:隨便模仿一切以及任何東西,出於某種審美獵奇、嘲弄毀滅和造作懷舊的生硬組合,渴望無所不是,無處不在,卻就不想在當下和此刻。這些士兵厭惡還是暗暗迷戀戰爭呢?或者他們壓根就不知道?像這位畫家可能會說的那樣,這完全是對有關被接納和不被接納的人的一種深思熟慮的「陳述」嗎?或者那只是童年時代穿著玩的歇斯底里的延續?亞歷山大本人就有豐富的服裝史方面的知識,可以把線縫的一種變動或者款式的改變放在跟傳統以及個人才能有關的範疇中思考,簡直堪比能將某種詩歌形式或者某個語彙的變化放在同樣的範疇中思考。他會根據這些不易察覺的創新上的細微變化來觀察自己的衣服和自己的詩歌。但是,他擔心這個時代在這兩個方面都已失去真正的生命力了。

亞歷山大已經五十歲了,穿著剪裁考究的橄欖色華達呢外衣、奶油色絲綢襯衣,系著金菊色領帶,仍然顯得清秀帥氣。

他又走了出來,憑藉自己良好的判斷力,去尋找弗雷德麗卡。他從樓梯天井上方的陽台上探出身子。他正下方是一幅已故國王和他的王后的肖像,連同兩個塗著硃紅色唇膏、身穿拖地裙和露跟女鞋的公主,所有這一切都被另一幅格調高雅的淡綠色溫莎客廳里閃閃發光的枝形吊燈和銀色茶杯比得相形見絀,而在這幅畫前弗雷德麗卡正跟一個不認識的男人繞著一個三角高腳凳,佯裝進攻、有來有往地舞蹈。這個陌生人身形巨大,從上面看顯得很矮短,整個人彷彿就是好大一片光滑的黑色塑料雨衣勾勒出的一個龐大渾圓的軀體輪廓。他還長著一頭厚實濃密、挺直順溜的金髮,光澤閃閃,像冷冰冰的黃油。

這個男人將手橫過凳子抓著弗雷德麗卡的手腕,她伸過脖子在他耳邊竊竊私語,又在耳朵下面吻了吻,然後扭身離開。她就要走遠時,這個男子從後面追上她,把一隻大手順著她的脊樑摸下去,越過屁股、扣住,然後停住不動了。這是絕對而又公然的親密動作。接著,男子側著肩膀往前開路,穿過人群走出去,並不往後看。弗雷德麗卡大笑著往樓上走來。亞歷山大趕緊縮回身去。

「哦,你在這兒啊,看到丹尼爾了嗎?我很驚訝,他居然願意來。」

亞歷山大沒有回答,因為他看到丹尼爾沿著樓梯平台走過來,一個身穿黑色燈芯絨衣服和圓領衫的男子。他沉重地向他們走來,並點頭示意。

「挺好啊,」弗雷德麗卡說,「我們三個相見。你進來時拿到免費禮品了嗎?」

「沒有。」丹尼爾說。

弗雷德麗卡伸出雙手。一隻手裡拿著一面綠色方形玻璃鏡,可能有小小的浴室瓷磚那麼大。另一隻手捏著揉碎了的草莓色的衣帽間票券,一面印著69兩個數字,一面蓋著大寫的「愛」字的淡紫色印戳。

「一個金髮的寶嘉康蒂公主 和一個畫著綠色眼影的牛仔硬塞給我的。這是個玩笑呢,還是真誠的告白?」

「二者都有吧,」亞歷山大說,「我們所有的真誠告白都被偽裝成玩笑,而我們對待玩笑的態度卻認真得要死。我們把那些玩笑鑲上邊框,我們把那些玩笑掛在我們的美術館牆上。這可真是了不起的大不列顛的幽默感,混雜著美國人的自信,拉丁民族的荒誕,東方人的揪耳朵和指教式扇耳光。你收到的信息已經說了它們要說的話,它們也已暗示,它們說的話全都荒誕不經,甚至還進一步表示,這種荒誕不經源於某種更為深奧的東西,而且可以這樣永無止境地追溯下去。」

「天哪,」弗雷德麗卡說,「這倒提醒我想起一件事。你知道你寫的東西現在已經是普通教育證書考試的指定教材了嗎?他們得徵得你的許可嗎?」

「不需要。」亞歷山大說,有些皺眉。

她拿出那面鏡子。「我該拿它怎麼辦呢?」

「拿著。權當是某種虛榮的標本,或者索性換種思路——拿來自我肯定。」

她把鏡子舉到一隻眼睛跟前,說:「你用它看不了多少東西啊。」

「放進你的衣兜吧,」丹尼爾說,「因為你是從他們那裡接過來的。」

「這是個不錯的態度,英國人的良好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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