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諾斯集團整整佔據了賈諾斯大樓頂上的九層樓，但它絕不是美國同行中規模最大的一家。詹妮特-多諾霍有一家更大的雜誌財團，培根出版社和德弗斯&布萊爾也是大的雜誌財團。但是，我們的公司擁有特殊地位，並且在那些靠出版小說和報道政治、商業和技術事件之類新聞的許多公司中，我們也絕非是規模最小的。
《新聞資訊》是我們集團規模最大、名氣最大的雜誌，也是廣受關注的周刊，發行量近兩百萬。它在第三十一層樓。它之上的一層，即這座大樓的頂層，是辦公區域——廣告部、審計部和發行部，還有厄爾和史蒂夫·哈根的私人辦公室。
《商界》也是每周出版的雜誌，其發行量大約是二十五萬冊，公眾實際閱讀量及其影響範圍要比這個數字大得多。和它一起發行的還有一份四頁紙的每日簡報《貿易》以及實時網上服務《商界索引》。它們在第三十層樓。
第二十九層是有關各類技術的報紙和雜誌，從《運動天地》到《冰凍世紀》（食品）、《精算師》（重要統計）、《頻率》（電台與電視）以及《塑料的明天》，它們多半是每月發行一次。這一層還有十一二種諸如預知未來和方法指導類的雜誌，發行量都不大，有些是因厄爾·賈諾斯靈感突發想出的點子創辦的，現在仍然延續著，但可能他自己已經忘得一乾二淨了。
接著依次往下的兩層樓里有一個資料室、一個圖書館、普通查閱室、藝術和照片處理部、一個功能齊備的常用小型急救室、一個休息室、配電室和一個接待公眾諮詢的招待室。
然而，公司的精英都在第二十六層樓。這層樓有《犯罪資訊》，羅伊·科爾戴特為副主編（2618室），我為執行主編（2619室），西德尼·基斯拉克和亨利·威科夫為助理編輯（2617室），還有其他六個負責寫作的職員在旁邊的隔間工作。理論上，我們是國家警察的記事本，是國家經濟和良知的看護狗，有時候，也負責維護道德、餐桌禮儀或者能被我們想起的其他事情。我們是罪行的診斷專家；如果聯邦調查局每月要付印刊物，那將會由我們來做。如果內布拉斯加州雙橡園的治安官不得不對社會現象進行深刻的評論，新教聖公會大主教國家委員會不得不幹些跑腿活兒，那也必定是由我們出馬。總之，我們是國家社會健康的「晴雨表」，是它過往及現在犯罪事件的記錄員，是未來犯罪活動的預言者。或許，我們曾經共同說過此類的話。
和我們一起在二十六層樓的還有其他四個刊物：《家庭資訊》（不僅僅是一份有關家務的期刊）、《名人》（不只是每月推出傑出的成功故事）、《風尚》（關注人而非服飾）以及《兩性》（戀愛、婚姻和離異），它們與我們有著類似的組織模式。
最後，我們下面的兩層樓是遠程研究所、法務部、公關部、辦公室後勤部、人事部以及一個叫作《未來資訊》的新雜誌組。它主要致力於社會改革規劃，可能在某個晚餐演說完畢之後便變成一個獨立專欄、一份新雜誌，亦或者可能不著痕迹地就消失了。愛德華·奧林和埃默里·馬斐遜都是它的工作組的成員。
這便是賈諾斯集團的總部。國內21個大城市和國外25個大城市的辦事處都在日日夜夜、時時刻刻地支撐著這個中心樞紐的運轉。來自世界各地的臨時記者、優秀科學家、學者、技術人員都在為其工作著。它就是一個「情報帝國」。
如果有必要，公司里任何雜誌都可以要求內部任何渠道，甚至所有渠道給予幫助與建議。《犯罪資訊》就經常這樣做。
我們曾追查過失蹤了的金融家保爾·艾斯勒曼，並找到了他。這應歸功於我。我們動用了法務部、審計部、我們自己以及其他部門的人員，一起破解了與艾斯勒曼有關的詐騙謎案，而我們最好的寫手之一伯特·芬奇則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將整個複雜的案件通俗易懂地陳述給公眾。
我們也找出了殺害弗蘭克·桑德勒的兇手，他曾用了不到一秒鐘的時間擊敗了眾多警察。這一案件的成功破解也應該歸功於我——喬治·斯特勞德。我通過查閱內部資料室的信息鎖定了這個傢伙——一個臨時加入調查這個事件的職員也幫了不少忙。
我摘下帽子，脫掉外套，徑直穿過我的辦公室來到2618室——羅伊的辦公室。所有人都在，他們看起來疲憊不堪卻仍打起精神，而且似乎若有所思。納特·斯伯林——一個身材魁梧、皮膚黝黑、笨手笨腳的男人，一邊看著筆記一邊用一成不變的語調說著：「在距離雷丁三十英里外的一個農場里，一個傢伙使用了一把獵槍、一把左輪手槍和一把斧頭。」
羅伊那高冷而具窺探性的眼神掠過我轉向斯伯林。他耐心地問：「然後呢？」
「這又是一起令人難以置信的兇殘謀殺案，就像那些經常發生在邊遠地區的案件一樣。」
「我們在雷丁有個話題可寫，」羅伊沉思，然後大聲地將自己的想法說出來，「但關鍵點呢？」
「這個傢伙所殺害的人數，」納特說，「四個人，一家子。不管發生在哪兒，都無疑是宗特大殺人案。」
羅伊嘆了口氣，然後評說了幾句。「數字根本說明不了什麼。每天都有很多人被殺。」
「但卻不是一次四個人被殺，而且是被同一個人所殺。」
西德尼·基斯拉克趴在艾略特後面的寬窗台上，簡短地補充道：「兇器的選擇。三種不同的兇器。」
「呃，那整個案件的動機呢？」羅伊平靜地追問。
「嫉妒。那名女性曾答應同兇手私奔——至少兇手是這麼認為的，然而，她卻拋棄了他，他便拿槍射殺了她和她丈夫，然後又拿起獵槍和斧頭朝向了他們的兩個——」
羅伊心不在焉地低聲說：「像這類案子，要考慮的關鍵是作案動機。它和我們的雜誌有關嗎？是犯罪嗎？在我看來，只不過是這個傢伙墜入了愛河。他確實做了錯事，但主要還是被愛驅使的。現在，除非你能證明在求偶天性中存在某種東西，其本身帶有犯罪甚至反社會的基因——」羅伊將手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不緊不慢地張合著手指。「但我覺得我們應該把它推薦給惠勒的《兩性》，或者《名人》也未嘗不可。」
「《風尚》。」西德尼低聲道。
羅伊繼續用期待的眼神看著納特，而納特在其坦率的面容上勉強擠出一絲崇拜神情。他再次看向自己的筆記本，顯然決定跳過兩三條內容，然後繼續。
「聖保羅發生了一起重大的銀行搶劫案。涉案金額超過五十萬美元，是史上最大的搶劫金額。」
「是未經官方證實的最大金額，」亨利·威科夫糾正道，接著問道，「昨天晚上發生的吧？」
「昨天下午。我拿到了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關於此案的資料，而且我們已經了解到至少是一個三人的團伙，或許還有更多人參與，他們為此辛苦了三年。事情是這樣的：三年前，這夥人按計畫組建公司，支付所得稅，給自己支付工資達17.5萬美元；同時還制訂計畫並為此次搶劫做籌備。他們將錢存入欲搶劫的銀行。據說，他們昨天之前還完整真實地實地演練了好幾次。兩名保安甚至都很無辜地給他們當了臨時演員，其中一個腿上還不幸中了一彈呢。」
納特停了下來，而羅伊望著他，眉頭緊鎖，微妙地映襯了他寬容的藍色眼睛中流露出的好奇。
「有什麼特別之處嗎？」他謹慎地評判道，「五十萬美元、五百美元或者僅僅五十美分有什麼區別？三年、三個月或者三分鐘有什麼區別？三個罪犯還是三百個罪犯又有什麼區別？有何重大之處使得我們必須將其作為特別報道？」
「技術層面，你不覺得嗎？」威科夫建議道，「他們在合法的情況下完成了準備工作。還有那些演練，每次都能在銀行完成。你想過嗎？羅伊，為什麼世界上沒有一個銀行或公司能免遭一個擁有足夠耐心、資源和智慧的團伙的搶劫？這是犯罪技術的一個定論：用商業的手法對抗商業的手法。見鬼，給足夠的人數、時間、金錢和智慧，他們最終也能佔領美國北部軍事用地諾克斯堡。」
「沒錯，」羅伊說，「那麼，這就是新穎之處？攻擊遭遇防禦，防禦戰勝攻擊，這就是整個犯罪史。我們已經多次以不同的形式報道了這類事件的本質特徵——太多次了，我再也找不出任何對我們來說有報道價值的東西了。我們會在《犯罪微報道》中用兩三段來描述它：『一群頭腦冷靜且辛苦勞作的暴徒用其三年辛苦所得的17.5萬美元投資，自導自演了一出銀行搶劫，竟賺了32.5萬美元，還是純利潤。』三個人工作了三年，」他算了算，「也就是每人每年3.6萬美元多點。沒錯，就是這些。『這微薄的收入，與他們所付出的膽量和技能不成比例，再次證明了犯罪不是一樁好生意——獲益不夠多。』類似這樣的話。現在，我們就不能談些更有水準的內容嗎？還缺三篇重要文章呢。」
納特·斯伯林已經黔驢技窮了。我看了看錶，已經10∶45了，可我們還什麼也沒幹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