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中地方法院的長廊上，「死道友」們陪我坐在椅子上等待開庭。
假髮阿姨說了一個笑話，比如她有個朋友收到文縐縐的法院判決書，看不出打贏還是打輸，跑去問神。神明降乩，乩童看了頭痛，把判決書吃了。「死道友」們聽了乾笑幾聲。我覺得不好笑，這時候無論講什麼都不好笑。
距離我被傷害的那天已過了三個月，如今來到了髮夾彎 ，無論是否通過，傷害仍會永遠跟著我。我坐在椅子上，等候法警唱名，心情緊張，看著庭務員用推車拉著成堆的開庭卷宗、證物與法庭日記經過。有幾個要打官司的人拿著傳喚單，坐在椅子上發獃。一個戴眼鏡的女孩從中庭對面的偵查庭出來就大哭了，哭聲讓大家更沉重。不久，兩位法警從地下室的羈留室押送犯人上來。犯人穿灰色囚衣，戴著手銬腳鐐，發出聲響，低頭面對一位少婦帶著八歲的女兒。女兒大喊一聲爸爸加油，囚犯就抬頭不哭了。我要哭了。
祖母捉住我的手，我就忍下淚了。母親這時通過法院的金屬探測門，到處找開庭地點，她繞過長廊角落，那兒坐著廖景紹。廖景紹請了兩名律師，他們熱切討論，布局待會兒的法庭辯論。看到這兒，我再度緊張，沒發現母親來到我面前了，我抬頭看她，離開三個月沒使得這一眼有起伏。
庭號燈響了，法警叫大家進來開庭。我前往法庭為性侵官司特別設立的隔離室之前，酒窩阿姨替我祈禱，「死道友」也用她們的方式給我祝福，她們知道我會贏，已訂好餐廳，在退庭後舉行慶功宴。
法庭內，三位女法官從後門進來時，法警要大家起立。大家坐下後，法官很快進入程序，一點都不想耽擱似的，連電影中常見的敲法槌開庭都沒有。三位法官坐在法台，穿鑲藍邊黑袍，坐中間的審判長說已經開過兩次「準備庭」 ，今天直接進入交互詰問。
第一位證人是幼兒園老師馬盈盈，她平日穿緊身牛仔褲當作皮膚，今天也是。廖景紹的律師傳喚她來是有原因的，她的記憶力非常好。馬盈盈常對小朋友耍的絕招，是背下根號2或圓周率的小數點以後一百位數，也能背下近兩百位小朋友的名字；她的專長是傍晚站在幼兒園大門，進一個家長來，就廣播「某某某小朋友，你的誰誰誰來接送」，令家長覺得自己受到重視。
辯護律師有兩位，先上場的是小鬍子律師。他習慣摳嘴角，彷彿那兒有顆惱人的青春痘。他從外圍問，慢慢地問到事發當日：「五月二十八號那天聚會，你們喝了多少酒？」
「很多。」
「有沒有確切的數據？」
「雪藏白啤酒共十八罐，法國坎特里堡白葡萄酒三罐，還有一罐百樂門威士忌。」
「黃莉樺小姐有喝嗎？」
「不少。」
「黃莉樺小姐喝了多少，想得起來嗎？」
馬盈盈閉上眼，沉思說：「啤酒兩罐，葡萄酒約五杯，她不喝百樂門。」
小鬍子律師隨即提示證據，將當天消費的統一發票秀出來。要我不看到這張證據還真難，它透過每個座位前的計算機屏幕播放，兩側牆上也有投影。數據真的如馬盈盈所言，沒有錯。
接著，小鬍子律師慢慢找出對被告廖景紹有利的證詞，比如問敬酒過程：「是誰喝得比較凶？」「黃莉樺小姐起身去廁所時，走路狀況如何？」「廖景紹先生喝多少？」「廖景紹先生有對黃莉樺小姐敬酒嗎？」「黃莉樺小姐對廖景紹先生勸酒嗎？」這些提問都很細。
我知道小鬍子律師的用意了，他要藉由記憶力超強的證人馬盈盈，告訴三位法官：當日氣氛融洽，廖景紹沒有預謀把我灌醉，我也沒有裝醉。這朝著律師在準備庭所擬的論證重點發展：「這不過是日常聚會後，一對現代男女的一夜情」歡快劇本，廖景紹無罪。
穿紫邊黑袍的檢察官拿著筆，輕輕敲桌子。這是法庭最常出現的小聲音，偶爾也出現在門口的執勤法警坐皮椅的擠壓聲，或極低音的內線電話聲響。審判長沒有阻止小聲響，只有誰的聲響過大時，她才提醒似的瞪誰。
檢察官停止敲筆，便是開始問話時，她問得很外圍，似乎找不到新證據。我知道她的想法，馬盈盈不是今日辯詰的主菜，但身為被害人的檢察官，不能隨意放棄這道小菜。所以她問了幾題，又出現敲筆的習慣，不知是在思索，還是在苦惱什麼。
「馬盈盈小姐，你和廖景紹認識幾年了？」檢察官問。
「五年又三個月。」
「廖景紹生日幾號？」
「六月十五號。」
「他的身高呢？」檢察官抓到重要線索，打蛇上棍。
「一六七點五厘米。」
「他鞋子穿幾號？」
「喜歡穿馬汀大夫的六號半鞋子。」
「他最喜歡的都市？」檢察官逼問。
「東京。」
「他去那兒最常做什麼？」
「去東京銀座的老店琥珀咖啡館，喝十八號的無冰冰咖啡（Icelessice-Coffee），抽古巴的特立尼達（Trinidad）雪茄，那種雪茄的味道在辛辣中帶著微甜，還有果木與堅果的濃郁味。」她連珠炮似的說出來。
「你能解釋嗎，為何這麼清楚？」檢察官問，這同樣是大家的疑惑，馬盈盈是如何掌握這些細節的。
「我之前是他的女朋友。」
法庭很安靜，小鬍子律師輕輕咬牙，抓起嘴角。三位法官探頭看，避免視線被自己桌前的屏幕擋住，連發獃的通譯都有了精神。
這很勁爆呀！馬盈盈是廖景紹的前女友，我在工作場合看不出來。或許他們分手很平和，就像吃完餐後各自付賬離開。對了，我記得馬盈盈有一次說「不要以為，有錢的醜男人的老二都是香的」，又說「女人跟快爛掉的臭男人混久了，連自己的快樂都臭掉了」。因為言辭講得太勁辣，我至今還記得，如今我竟然跟她與廖景紹的交往聯想在一起。
檢察官繼續詰問：「你們的交往，是廖景紹主動追求你的嗎？」
「不是。」
「是馬盈盈小姐你主動追求他的？」
「不是。」
兩者都不是，檢察官轉而問：「你們是什麼時間開始交往的？」
「二〇一三年，晚上九點。」
「那天發生了什麼事？」
「他說他失戀了，要找我喝酒解悶兒。」馬盈盈講到這兒，速度放慢了，而且頭低著。
「他是指廖景紹先生嗎？」檢察官得到答案，又追問，「你喝醉了，然後廖景紹跟你發生了關係？」
「是。」
「異議。」小鬍子律師提出程序問題，阻止檢察官發問。
「請說明理由。」審判長說。
小鬍子律師指出，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十六條第四項載明，不得提問「被害人與被告以外之人之性經驗證據」。檢察官反駁，這條只限定辯護律師與被告不能詰問，檢方卻不在限制內。審判長最後裁定，異議駁回，請檢察官繼續問。檢察官已經拿到答案了，她藉由馬盈盈之口，說出了廖景紹會借酒醉，趁機跟女性發生肉體關係，而且女方半推半就。我想，這足夠說明廖景紹有一套自己跟女生的性遊戲，直到踢到我這塊鐵板。
經過兩輪的詰問，證人馬盈盈離席。我不曉得自己是不是取得優勢，通往真相的過程，往往如此湮塞，而且回頭路都消失了。幸好鄰座的祖母伸過手來，緊握我的手。我發現她好緊張，手掌都是冷汗，但仍主動給我安慰。
第二位證人是社區警衛——張民憲，他在事發那天值勤。他會出現，我一點都不驚訝，證人們在開庭時會先聚在法庭，我就知道今天誰來做證了。然後法官採取隔離偵訊，請證人們出去，等候傳喚，唯一全程在旁邊陪伴的是祖母。祖母以家屬身份在場陪同，是性侵官司允許的。
我替警衛張民憲擔憂的是，他喝了點兒酒。他進來時，法警聞到酒味，而且還是新鮮的味道。我懷疑他在門外候訊時，又喝了幾口。
審判長皺著眉頭，問：「你平常都是這麼早喝酒？」
「不會的，我是緊張。」警衛張民憲說，「我要是緊張，都會喝點酒，這樣才不緊張。」
「你現在還會緊張嗎？」
「不會，我剛剛在門外又喝了點兒壓驚。」
要是在法庭之外，這回應令人發噱，但是法庭內只有三位法官淺淺微笑。而且審判長試探性地問：「你是開車來的嗎？」
「我沒開車，也沒騎車。」警衛張民憲挺起胸說，「喝酒不能開車，這規定我知道。」
「那你知道到法院做人證，可以喝酒嗎？」
「沒有這一條規定。」
「你怎麼知道？」
「我問了大門法警，他說，去問法官就行了。」張民憲點點頭，「那法官大人你說呢？」
審判長點頭微笑，問了警衛張民憲的基本資料，接著進行詰問。
檢察官主詰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