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新醫生與前一對得出了同樣的結論。你已經明白了，很好。你的身體已經把它吸收了。為了證明論點，他關掉了頭頂上方的燈，給比奇洛看裝有檢查結果的試管。這是幅奇怪的景象。這東西在黑暗中發光——就好像醫生拿著一小瓶發白熱光的牛奶一樣，像一個充滿鐳的磨砂燈泡，或更糟，充滿來自核彈的液化輻射性微塵。比奇洛的憤怒退散了。面對這樣壓倒性的證據，他暫時麻木了。「但我不覺得難受，」他平靜地說，「只是有點胃疼，僅此而已。」
醫生警告他不要因為無明顯癥狀而受騙。比奇洛只有一兩天能活了，最多一周。現在什麼都做不了。隨後醫生得知比奇洛根本不知道是怎樣、何時，或者在哪兒吞下了毒藥，這意味著一切是由另一方操作的，未知的一方，進一步也就是說有人蓄意要殺死他。
「這是個謀殺案。」醫生說，他伸手去拿電話。
「謀殺？」
「我覺得你沒明白，比奇洛。你已經被謀殺了。」
就在這個瞬間比奇洛崩潰了，這時已發生在他身上的那惡魔般的東西變成一種耗盡一切的恣意的恐慌，這時極度痛苦的嚎叫開始了。他衝出醫生辦公室，衝出那棟大樓，開始在街上奔跑，而當你追隨著電影的這一段落，這個跟著比奇洛穿越城市瘋狂神遊的長鏡頭時，你明白正在見證一種內心狀態的外在表現，這毫無意義、勇往直前、無法阻擋的奔跑不啻在描寫一顆充滿恐懼的心靈，你正在觀看一場恐懼之舞。一次恐慌症發作被翻譯成穿越城市街道的氣喘吁吁的衝刺，因為恐慌不外乎表達了一種精神運動，當你受困時在身體內部湧起的不期而至的力量，這時事實太過沉重無法承受，這時再也無法面對這無法逃避的不公正的事實，因此唯一可能的反應是逃離，關閉你的心靈，將自己轉化成一個氣喘吁吁、抽搐的、神志不清的身體，而有什麼事實可以比這一個更可怕呢？被判在幾小時或幾天里死去，出於你完全無法理解的原因生命將戛然而止，你的生命突然減少為幾分鐘，幾秒鐘，幾次心跳。
後面發生什麼已經不重要了。你專心地觀看電影的下半部分，但你知道故事已經結束了，就算故事繼續，也沒什麼好說的了。比奇洛將用他在地球上的最後幾小時來試圖解開謀殺的謎團。他將會知道，菲利普斯，那個從洛杉磯辦公室打電話給他的男人，死了。他將前往洛杉磯調查各種小偷、精神病患及雙面女人的行為。他將遭受槍擊並被毆打。他將得知捲入這個故事純粹是出於偶然，惡棍們要他死是因為他碰巧公證了一份關於被盜運的銥的銷售文書，而他是唯一一個還活著可以指認元兇的人。他將會追查到謀殺他的人，那個有著奇怪衣領的男人，他也是謀殺菲利普斯的兇手，在一段幽暗樓梯的平台上，他在槍戰中殺死了他。隨後，在那之後不久，比奇洛自己也將會死去，就如同醫生們所言那樣——他把故事講給警察聽，幾乎來不及說完。
這樣安排劇情也沒有什麼不對，你覺得。這是一種傳統的做法，男人式的、英雄主義的選擇，適合所有歷險故事的修辭，但你覺得奇怪，為什麼比奇洛始終沒有將自己即將到來的命運透露給任何人呢，甚至沒有告訴他溺愛的、相思的寶拉呢？也許因為主人公必須保持強硬直到苦澀的結局，甚至當時間快用完時，他們也無法允許自己陷入無用的傷感之中。
但你不再強硬了，是嗎？自從2002年那次恐慌症發作以來，你已經不再強硬，儘管你努力想成為一個像樣的人，離你最後一次覺得自己很有英雄氣概也已經有很長時間了。如果你設想自己處於比奇洛的處境，你肯定自己永遠不會像比奇洛那樣做。你會在街上奔跑，對，你會一直奔跑直到你再也無法邁出另一步，無法再呼吸，無法再站立，然後呢？打電話給寶拉，一停止奔跑就馬上打電話給寶拉，但假如她的號碼在你打去時碰巧正忙呢，又會如何？伏倒在地上哭泣，詛咒這世界允許你有此生。或者，很簡單，爬進某處的一個洞里，等死。
你看不見你自己。你知道自己長什麼樣是因為有鏡子和照片，但在廣袤的世界裡，當你行走於人類同伴之間，無論是朋友、陌生人還是最親密的愛人，你看不見自己的臉。你可以看見自己的其他部分，臂和腿，手和腳，肩膀和軀幹，但只能看見前面的，後面的都看不見，除非你把大腿彎成合適的角度，才能看見腿的反面，但看不見你的臉，永遠看不見你的臉，而最終——至少對於別人而言——你的臉決定了你是誰，是你身份最根本的事實。護照里沒有手和腳的照片。甚至你，如今已在你的身體里住了六十四年的人，都很可能無法從一張單獨的腳的照片里識別出自己的腳，更何況耳朵或手肘，或某一隻眼的特寫照片。在整體的背景下你才覺得一切很熟悉，但一樣接一樣分別拍攝時，則完全是匿名的。對我們自身而言我們都是異國人，假如我們對於自己是誰有什麼意識的話，這只是因為我們活在他人的眼中。想想十四歲時發生在你身上的事吧。在夏天結束前的兩周里，你在澤西城為父親工作，你加入了一個小團隊，修理及維護他和他的兄弟們擁有並管理的公寓大樓：粉刷牆壁及天花板，修繕屋頂，把釘子敲進方寸之間，掀起破損的地氈。和你一起工作的兩個人是黑人，每間公寓的每個房客都是黑人，這個街區的每個人都是黑人，而在連續兩周只看見黑人面孔之後，你開始忘記你自己的臉不是黑的。因為你看不見自己的臉，你在周圍人們的臉上看見你自己，而漸漸地不再覺得自己有什麼不同。實際上，你根本就不再想到你自己。
望著你的右手握住用來寫這本日誌的黑色水筆，你想到了濟慈在相似情境下望著他自己的右手，正在書寫他最後幾首詩之一併突然停下在手稿邊沿塗寫了八行字，一個年輕人苦澀的吶喊，他知道他將英年早逝，第一行現在這個詞悲觀地強調了這一點，因為每一個現在一定暗示著一個以後，而除了他自身的死，濟慈還有什麼以後可以期待呢？
這隻活著的手，現在還溫熱，
還能真誠地握緊，但如果它是冷的
在墳墓冰冷的寂靜里，它會
那樣出沒於你的歲月和冰凍你做夢的夜晚，
你會希望你的心血液枯竭，
因此在我的血管中紅色的生命將重新流動，
而你的良心得到安寧——看，它在這裡——
我把它給你。
最初想到的是濟慈，但就在你想起《這隻活著的手》之後不久，你想起了某人告訴你的、一個關於詹姆斯·喬伊斯的故事，1920年代喬伊斯在巴黎，在八十五年前的一個派對上遊盪，當時一個女人走近他，問是否可以與那隻寫《尤利西斯》的手握手。喬伊斯沒有馬上伸出右手，而是將之舉到半空中，端詳了幾秒，然後說：「讓我提醒你，女士，這隻手也做了不少其他事。」沒有提供細節，但這是一個多麼淫蕩和隱晦的好段子，且因為將一切都留給那位女士想像而更加有力。他希望她明白什麼？擦屁股，很可能，挖鼻孔，夜晚在床上手淫，將手指戳進諾拉的陰戶、搞她的肛門，擠膿包，挖嵌在牙齒里的食物，扯鼻毛，挖耳屎——合理地填空，關鍵在於：任何讓她覺得最噁心的事。你的手也曾派上相似的用場，當然，每個人的手都做過那些事，但大部分情況下他們都忙著做那些只需要一點或不需要思考的任務。開門關門，把燈泡擰進燈座，撥打電話，洗餐具，翻書頁，握住你的筆，刷牙，吹乾頭髮，摺疊毛巾，從錢包里取出錢，拎雜貨袋，在地鐵旋轉入口刷地鐵卡，按機器上的按鈕，早晨從門前台階上拿起報紙，掀開床罩，向列車乘務員出示車票，沖馬桶，點燃小雪茄，在煙灰缸里熄滅小雪茄，穿褲子，脫褲子，系鞋帶，將剃鬚泡沫擠到指尖上，在戲劇或音樂會上鼓掌，將鑰匙滑入鎖孔，抓撓臉部，抓撓手臂，抓撓屁股，在機場推運行李，打開行李箱，將襯衫掛在衣架上，拉起拉鏈，扣好皮帶，扣上夾克衫的紐扣，系領帶，在桌上敲擊手指，將紙裝進傳真機，將支票從支票簿上撕下，打開茶盒，開燈，關燈，睡覺前把枕頭弄蓬鬆。同樣是那些手有時也用來揍人（如先前所述），而有三四次，在極度沮喪的時刻，它們也捶打過牆。它們曾把碗碟摔在地上，把碗碟掉在地上，再把碗碟從地上拾起。你的右手握過很多手，你幾乎無法數清，曾挖過鼻孔，擦過屁股，揮手告別，比最大的詞典里的辭彙數量都多。你的雙手曾擁抱過孩子的身體，為你的孩子擦屁股，擤鼻涕，洗澡，按摩後背，擦乾孩子的眼淚，撫摸孩子的臉龐。它們曾拍過朋友、同事和親戚的肩膀。它們曾推推搡搡，把人從地上拉起，抓住那些快要倒地者的手臂，引領那些無法行走者的輪椅。它們觸摸過穿衣及裸體女人的身體。它們曾掠過你妻子裸露的肌膚，及至她身體的每一部分。它們在那兒最快樂，你覺得，自從你遇見她的那天起，總是在那兒最快樂，因為，用喬治·奧本詩中的一句話來說，世界上最美麗的地方在你妻子的身體上。
2002年車禍發生後次日，你前往垃圾場取回你女兒的物品，你的車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