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已經接近結局了。剩下的只有一件事，但這要以後才會發生，尚在三年之後。在這期間，還有許多麻煩，許多戲劇性的變化，但我覺得那都不是我想要說的故事。我回到紐約後，索菲和我分居了將近一年。她已對我心灰意冷，而最終我經歷了數月的煎熬總算讓她回心轉意了。用此時此刻（1984年5月）的觀點來看，只有這麼一件事情是值得重視的。相比之下，我生活中其他事情只不過是順便一過。
1981年2月23日，本的弟弟出生了。我們給他取名保羅，為了紀念索菲的祖父。幾個月後（7月份）我們搬到了河對岸，租了布魯克林一幢褐砂石公寓頂上的兩個樓層。9月，本上幼兒園了。我們全家去明尼蘇達度聖誕節。我們回家時，保羅已經能自己走路了。本，已漸漸地將他納入了自己的羽翼之下，說弟弟的成長全是他的功勞。
至於范肖，索菲和我再也不說起他了。這是我們心照不宣的默契，我們越是不提他，就越表明彼此間的忠誠。我把斯圖爾特·格林預付的稿酬退回去了，正式停止了那部傳記的寫作，那之後我們只提到過他一次。就是我們決定重新生活在一起的那一天，而且是以嚴謹務實的方式。范肖的小說和劇本仍在給我們帶來不菲的收益。索菲說，如果我們還想維繫這個婚姻，那我們就不能花這些錢。我同意她的意見。我們去找別的賺錢門路，把那些版稅作為信託基金留給本——以及之後的保羅。最後，我們決定僱用一個文學代理人來管理范肖作品的事務：受理劇本演出，涉及作品重印的談判，處理各種合同事宜，諸如此類。在我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該做的事情我們都做了。如果范肖還有力量毀滅我們，那也只是因為我們希望他這麼做，因為我們希望他毀滅我們。這就是我從來都不告訴索菲真相的原因——並不是因為我害怕什麼，而是因為真相已經不重要了。我們的力量就在我們的沉默中，我無意打破這種沉默。
可是，我知道這個故事並沒有完。我在巴黎最後那一個月已經意識到這一點了，而我也逐漸接受了。接下來的事情的發生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對我來說那似乎是不可避兔的，與其再否認它、自欺欺人地說我可以擺脫范肖，我試圖讓自己作好準備，以待任何事情的來臨。我相信，正是這種任何事情的力量，使得這個故事難以言述。因為當任何事情可能發生時——恰好也就是語言開始無能為力的時刻。范肖有多麼無法規避，就有多麼無跡可尋。我學會了接受這一點。我學會了與他共存，就像與我自己的死亡共存。范肖本人並沒有死——但他就像是死亡，在我心中扮演著死亡的象徵。如果不是因為我在巴黎的崩潰，我根本不可能理解這一點。我沒有死在那裡，可那已經非常接近了，有那麼一瞬間，也許是有那麼幾個瞬間，我體會到了死亡，我目睹了自己的死亡。這種邂逅是無法祛除的。一旦發生過，就一直會發生；你將它共度餘生。
那封信在1982年的春天早早地來了。這回蓋的是波士頓的郵戳，語氣比上次更為簡明扼要，更帶有一種緊迫意味。「不能再拖下去了，」信上說，「必須跟你談一談。波士頓，哥倫布廣場9號，4月1日。事情都在這裡了結，我保證。」
要找個借口去波士頓，我只剩下不到一個星期的時間了。事實證明這比我想像中要困難得多。雖然我堅持不讓索菲知道任何實情（感覺這是我能為她做的最起碼的事情），但我也不知怎麼的不想再說謊，即使這是必需的。兩三天里沒有任何進展，最後只能編出一個蹩腳的謊話說是要去哈佛圖書館查閱資料。我甚至都想不出假裝要查什麼資料。我想，就說自己要寫一篇什麼文章，就怕其中出什麼差錯。重要的是索菲沒有反對。好吧，她說，儘管去吧，諸如此類。我的直覺是她在懷疑發生了什麼事，但也只是一種感覺，沒有必要去作什麼猜測。就索菲的話而言，我寧可相信她沒有藏著什麼。
我訂了4月1日的早班火車。我出發的那個早上，保羅五點鐘之前就醒了一會兒，爬上床和我們睡到一起。過了一個小時，我強迫自己醒來，躡手躡腳地走出房間，在房門口站了一會兒，透過朦朧的光線打量著索菲和孩子——伸展著四肢，安然自適，他們是我的歸宿。本在樓上的廚房裡，已經穿上衣服，一邊吃香蕉一邊畫畫。我給我們兩個炒了一些雞蛋，告訴他我要坐火車去波士頓。他想知道波士頓在什麼地方。
「離這兒大概兩百英里的地方。」我說。
「像太空那麼遠嗎？」
「如果你直接向上的話，就近多了。」
「我想你應該到月球上去。火箭飛船比火車更好。」
「我會坐飛船回來的。他們每星期五有波士頓到月球的航班。我到了那邊就去訂個座位。」
「好啊。那你就可以告訴我月球是什麼樣了。」
「如果我找到了月亮石，我會給你帶來一塊回來的。」
「那保羅呢？」
「也給他一塊。」
「那就不用了。」
「怎麼啦？」
「我不想要月亮石。保羅會把石頭擱進嘴裡，那會把他噎住的。」
「那你要什麼呢？」
「一頭大象。」
「太空里沒有大象。」
「我知道，可是你不是去太空啊。」
「是的。」
「我敢說波士頓一定有大象。」
「也許你說得沒錯。你想要一頭粉紅色的大象還是一頭白色的呢？」
「要灰色的大象。一頭大大的胖胖的褶皺很多的大象。」
「沒問題。這可是最容易找到的。你想讓我把它包起來裝在盒子里，還是用繩子把它牽回來呢？」
「我想你該騎回家來。你坐在大象上，頭上戴著王冠，就像一個國王。」
「是什麼國王呢？」
「是小男孩們的國王。」
「那我得有一個王后了？」
「當然，媽咪就是王后。她會喜歡的。也許我們該把她叫醒告訴她。」
「別這樣。我還是回家的時候給她一個驚喜更好些。」
「好主意。她沒看到的話是不會相信的。」
「是啊。我們不想讓她失望。萬一我找不到大象呢。」
「噢，你找得到的，爸爸。別擔心。」
「你怎麼會那麼肯定呢？」
「因為你是國王。一個國王想要什麼就有什麼。」
一路上都在下雨，火車到達普羅維登斯時甚至有點要下雪的跡象。在波士頓，我給自己買了一把雨傘，步行走了兩三英里。大雨將至，街道陰沉沉的，我走到南城時，幾乎沒看見什麼人：一個醉鬼，一群半大孩子，一個打電話的男人，兩三條流浪的野狗。哥倫布廣場是一處由十或十二幢房子組成的街區，面朝一個與主幹道相分割的鵝卵石安全島。9號是這一帶最破舊的一幢房子——跟旁邊其他房子一樣，也是四層的樓房，但牆體已經傾斜，門道里用幾塊木板支撐著，磚砌的外牆也已破爛不堪。然而，這房子還是給人一種莊重、堅實的感覺，牆縫裡依然流露著十九世紀的優雅。我想像著裡面寬敞的房間和高聳的天花板，還有舒適的凸窗窗檯，石膏裝飾塑像。可我什麼都沒有看到。結果是我根本進不了前廳。
門上有一個銹跡斑斑的金屬鈴錘，中間有一個半球狀的把手，當我轉動那個把手時，它發出了一種聽上去像是乾嘔的聲音——一種低沉的、好像裹著什麼東西的聲音，沒傳出太遠。我等著，但什麼都沒有發生。我又轉了一下那個門鈴，還是沒人來應門。然後，我試著用手推了一下，原來門沒鎖——推開了門，我猶豫了一下，進去了。前廳空蕩蕩的。我右邊是樓梯，桃花心木的扶欄和原木階梯；左邊是一道合上的雙開門，裡面應該是客廳；前面還有一道門，也關著，也許通往廚房。我想了想，決定上樓去，正要上去時，聽到雙開門後面有些動靜——隱隱傳來一陣輕叩，跟著是一陣我無法判斷的聲音。我從樓梯上轉過身瞧著那道門，等著聲音再度響起。什麼也沒有。
沉默許久。這時，耳語似的，那個聲音再度響起。「在裡邊。」它說。
我朝那門走去，耳朵貼在雙開門的中縫上：「是你嗎，范肖？」
「別用這個名字，」那聲音說，這回更清晰了，「我不許你用這個名字。」發出這聲音的嘴就在門內，正對著我耳朵的中縫後面。我們只隔著一道門，我們貼得這麼近，我感到那些話就像直接灌入我腦袋裡了。這像是貼著一個人的胸膛聽他的心跳聲，像是在摸一個人的脈搏。他不說話了，我能感覺到透過門縫呼出的氣息。
「讓我進去，」我說，「打開門，讓我進去。」
「我不能開門，」那聲音回答，「我們只能這樣談話。」
我拽住門把手，氣急敗壞地搖晃著門扇。「開門，」我喊道，「把門打開，不然我就把門砸了。」
「不行，」聲音說，「這門一直是鎖閉的。」直到這時我才能肯定裡面